新华网7月15日消息 7月4日23时16分许，无锡雪丰钢铁有限公司一夜班接送车起火，当场死亡24人，19人不同程度受伤。
案发后，江苏省及无锡市迅速展开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理工作。经公安机关现场勘察 视频：江苏无锡雪丰钢铁公司夜班接送车起火 来源：CCTV新闻频道 和调查访问，确认是一起纵火案。省、市两级公安机关于7月5日凌晨联合成立了侦查“7·4”纵火案专案组，公安部刑侦专家组赴锡指挥案件侦破。经专案组缜密侦查，并经刑侦专家组认定，这是一起严重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董川生，男，现年57岁，系雪丰钢铁有限公司630分厂职工，其性格偏执，心胸狭隘，因琐事滋生怨恨而作案。经公安机关技术鉴定，董川生已在纵火作案中身亡。
案件中受伤的19名职工经全力救治，目前已有6名伤者出院，其余情绪稳定。雪丰钢铁有限公司生产正常，职工情绪稳定。
核心提示：
温州网讯 市区府前巷康宁小区的出入口原有一对电动伸缩门“坐镇”，用来防盗。可在半年前，其中一侧的电动伸缩门被人偷走了，只留下另一侧伸缩门孤零零地坚守岗位。
久而久之，关于这扇伸缩门便有了争议。有居民认为，伸缩门只留下一侧了，反正也起不到警卫的作用，还占用人行道，干脆拆掉算了。可小区物业认为，即使伸缩门只剩一半了，还有防盗功能，不该拆除。
前日，记者来到市区府前巷康宁路金来大楼前，看到一侧不锈钢伸缩门将人行道“拦腰截断”，而原本遥相对应的另一侧伸缩门已不翼而飞，地面上还留着拉门的铁轨。附近一家店铺的老板说，另一侧伸缩门被人偷走都有半年时间了，剩下的一侧就一直废置在那，门关不严实，形同虚设，也没人看管。这样不仅起不到防盗的作用，还占着道路，影响大家通行。
为此，居民们将此情况向市行政执法局五马中队投诉，执法人员勘察现场后认为，长期废置的单侧伸缩门确实占用了城市道路，根据有关规定，应对其进行拆除，以保证居民通行。
之后，执法人员找到鼓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该负责人介绍，为了做好小区安全防范工作，早在1999年，经有关部门共同协调，康宁小区实行半封闭式管理，在小区出入口安装了不锈钢电动伸缩门。今年1月，该小区东首出入口的一侧伸缩门遭小偷偷窃，之后由于补休经费一直未能落实，才拖至现在未能解决。
至于伸缩门该不该拆的问题，该负责人认为，这扇伸缩门还有防盗功能，不能拆除。目前，街道、派出所、社区、物业等相关部门已经在筹资，将尽快做好补救工作，恢复伸缩门的防盗功能。而对于这扇伸缩门的拆留问题，各方仍在协调中。殷诚聪
□晚报记者 李一能 报道
诺奎是加拿大温哥华市一个小街区，两年前它正面临一场变革，政府试图在街区中心的国王街发展商业和增加住房面积，但社区内居民意见开始并不统一。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在社区听取居民意见，并设法使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方案，温哥华在这项工作上的亮点在于，即便你刚刚搬到这个街区而且不懂英语，没关系，我们会设法给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昨天下午在城市最佳实践区，参与这一项目的温哥华市政府规划分析师高李慧坤女士说，社区规划的关键在于多听市民意见，这有助于社区和谐发展，避免矛盾的产生。
保障弱势群体发表意见
在温哥华市政府看来，国王街的改造是诺奎社区发展的希望所在。这个老社区正面临缺乏活力住宅不足等等挑战，而对国王街进行商业和住宅的改建，无疑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
高李慧坤是温哥华市政府的一名规划分析师，目前正在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温哥华案例工作，她认为，在诺奎社区的改建规划中，她的职责是设法与居民取得联系，并听取他们对于这一项目的建议。
“许多本地人会很积极地与我们沟通，交换他们的想法，但一些刚刚搬入社区的新居民，比如移民，就很可能成为被忽视的人群。 ”高李慧坤说，许多移民还没有融入新的环境，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让他们主动来找政府对社区规划提出意见很难，但他们的权益必须得到保护。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主动找到他们，而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最好能够给这些居民以亲切感。于是高李慧坤女士主要负责与那些说中文的华裔居民沟通，同样的文化背景与语言让这些居民敞开心扉与政府沟通。
听取意见满足各方诉求
多听意见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产生分歧。 “听取的意见越多，就会发现居民们的诉求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顾虑与想法。 ”高李慧坤女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同样需要规划部门发挥作用，在政策和居民的诉求中寻找平衡点。
比如在国王街的改造项目中，人们在听到要对他们的房屋进行改造时，第一反应大多是：“天啊，我要搬家了吗？ ”针对这种抵触的情绪，规划部门会向市民解释这一政策的细则，保证不论是卖房子还是改建，都取决于市民的自愿，没有人会强迫他们搬家。在消除市民的疑虑后，再把改造社区对市民的好处告诉他们。
同时，居民们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规划部门也将这些意见整合，尽量在规划报告中照顾到这些居民的诉求，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高李慧坤女士来上海世博会之前，大多数市民对于改建计划的观点达成了一致，完成后的报告已经上交到了市政府议会。
让市民尊严体面地生活
“上海和温哥华有许多不同，因此在社区规划方面也不可能一较长短，但相信有一点一定是所有城市共通的。 ”高李慧坤女士认为，提高市民的生活水准，让市民尊严体面地生活一定是所有城市规划部门的出发点。
高李慧坤女士表示，温哥华案例带到世博会的是温哥华在社区规划中的一些经验，值得其他城市借鉴的地方在于，让所有的居民尽量参与到社区的规划中，规划部门要充分听取他们的建议，并在规划中考虑到各方的诉求，起到市民与政府之间沟通纽带的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不能逃避，也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决，规划是否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是考验政府部门的执政能力。 ”
5月7日，一场“史上最强”暴雨让广州35个地下车库变“水库”，让一度埋在地下的城市排水系统问题浮出水面：现有排水标准落后，排水系统先天不足，后天投入改造不够，河涌整治抬高水位致周边小区被灌……
据了解，广州老城区排水管道设计标准多为一至两年一遇，即便是新城区的排水管道也是按三年一遇的标准建设，这都是沿用前苏联模式的结果。前苏联位于高寒地区，大部分地区降水较少，排水系统设计上较为保守。
“我们的城市‘硬质化’太高了！”华南理工大学给排水专家表示，满街的水泥路面，都是无法自然渗水的物质，学术上称做城市“硬质化”，后果是导致排水系统不堪重负。
据悉，德国汉堡有容量很大的地下调蓄库。另外，德国绿化率非常高，减少了雨水径流。德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定在新建小区之前，要设计雨洪利用设施，若无相关设施，政府将征收雨洪排放设施费和雨洪排放费。
据新华社、《广州日报》
新华网湖北频道7月15日电 （沈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7月8日以来，荆州普降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导致防汛形势趋紧，监利、洪湖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据初步统计，受灾农田达到88.8千公顷，各类经济损失达到6.5亿。荆州市政府也紧急启动了荆南四河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四湖流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告急！告急！洪水的到来不仅使良田受灾，也给通信带来巨大考验。由于雷雨天气导致电力设备故障，在暴雨最高峰时，荆州移动同一时间停电基站总数超过了500个。经历过九八特大洪水，具有丰富抗险救灾应急通信工作经验的荆州移动人立即启动通信应急预案，迅速行动起来，涌现出勇搏风雨、争分夺秒保通信的一幕幕感人画面……
--冲锋在前 显铮铮铁汉本色
洪湖是此次灾害最严重县市之一。7月12日13点20分，洪湖移动接到大同七场水浸通知，初步判断可能由于内涝积水淹没基房导致该告警。险情就是命令，基站、线路、技术维护人员迅速赶赴险情基站，确保抢险救灾和通讯保障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
一路大雨倾盆，雨水漫道，车辆开过的地方都是一片洼泽，有些路面积水都深达一米左右。14：40左右维护人员到达大同七场，发现通往该基站的道路已被洪涝积水淹没，汽车无法通行。为节省时间，所有的抢险人员全部下车，抗上重重的板件和工具箱，浩着齐腰深的水淌着过去。在告警机房前，发现开关电源设备、电池、主设备已浸泡在水中。抢修队长李文兵个子看上去不高，但目光敏锐，看见基站设备还在带电工作，立即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不顾自身安危果断的命令其他抢修人员停止进站，自个儿冲到开关电源配电箱前迅速断掉电源，保障所有后续进站抢修人员的安全。
现场抢修人员深知身上背负责任，在指挥人员的调度下顾不上水深泥泞，各司其职。大家就地取材，挖泥装沙袋，肩挑手提，争分夺秒又紧张有序的开展救援，设法阻隔部分溢积基站的洪水。有的维护员用桶扑出基站的积水，还有一些猫着腰拿着铁锹在基站院墙外面挖沟排洪，抬高设备的小伙子个个咬着牙撑着身上沉重的主设备，基站外围处理通信电杆倒塌的线路维护员"一、二、三、咿哟 、咿哟"的劳动号子此起彼伏……
大雨仍然倾盆，大伙全然不顾鞋子衣服已全被淋湿浸泡在水中，依然风风火火的埋头苦干，下站抢修就是上战场，抗洪保通信就是大会战，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17点40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基站终于恢复正常运转。
-- 支撑有力 守护绿色电波
在汛期关键时刻，气象局的雷达观测、气象采集、监测预警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确保气象部门专线畅通也是分公司汛期重点保障工作之一。
7月8日下午5点15分，松滋分公司网络维护员文丰的手机骤然响起，网络部门工作人员急促的声音"市气象局所有天气预报自动采集系统全线瘫痪……"话音未落，他不由分说、冒着瓢泼大雨健步如飞赶赴所在基站，进行故障初始化排除。
在连接排除相关基站设备后，通过他们身经数战的设备抢修经验判断，雷击天气的影响定是线路瘫痪的最大元凶！通过对电箱线路的分段检测，最终发现气象采集信号传输设备遭遇雷击导致损坏。他们急忙更换漏电保护开关、重新串联分支线路并做好线路绝缘保护措施直到所有抢修工作完毕。当他们饥肠辘辘的从机房走出来时，已时至凌晨2：00。像这样的临时抢修，对他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在监利，潘河、渡口两地处于地势最低处，积水无法下排导致基站被水淹齐膝盖，监利移动人员不顾齐膝的脏水、冒着大雨，在基站进行排水抢修，并实施挖泥装沙袋等防护措施，防范避免基站积水现象。为防再次出现险情，还安排维护员在基站内24小时值班，为当地政府指导防汛抗灾提供了坚实的通信保障。
在灾害来临时，保障通信就是保障生命！荆州移动人没有在洪水灾害面前低头，勇搏风雨，保障着生命线的畅通。据统计，从8日起调动车辆238车次，投入192台油机，出动人员226人次进行全天候抢修。由于行动迅速有力，无因基站停电退服引发的大面积通信受阻及用户投诉现象。
-- 勤练兵 重防范 加上坚固"保险"
防汛抗灾，贵在防范。荆州分公司作为防汛工作的生力军，一直未雨绸缪，及时防范，以出色的通信保障应急准备工作为荆江安然度汛加上一道坚固"保险"。据悉，为积极防范可能发生的洪涝灾害，分公司早在六月就启动了长江沿岸网络覆盖专项优化工程。工程历时两个月，测试总里程近800公里，涉及沿线所有地区，及时解决了存在的网络隐患问题，有效地改善了长江沿线网络质量。另分公司组织实施全市内河、内湖及水库等重点区域和传输管线情况进行情况摸底，尤其是四河、四湖及水库等防汛重点区域，对重点基站进行覆盖测试，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彻底排除隐患。
为确保万无一失，分公司还于6月在公安县埠河镇北闸组织了防汛应急演练。通过实战演练，准确了解应急预案实施过程中各个环节难点及所需时间，完善流程，进一步优化应急预案，提升防汛移动通信保障应急能力，检验团队快速反应能力、技术手段和战斗力，从而使面对特大暴雨的考验时能沉着应对，有条不紊，迅速行动。
"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荆州移动人严阵以待，保障着汛期生命线畅通。同时，随着后续农业抗灾救灾工作的全面展开，分公司在强化通信保障工作的同时，将借助短信、飞信等移动信息化业务与产品，在助力政府、农民朋友开展生产自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台湾网7月15日消息据台湾“中央社”报道，香港中文大学为招揽台湾学生，将组织代表团赴台北参加大学博览会，让台湾学生了解在中文大学升学的相关信息。
香港中文大学代表团将于7月17至18日参加在台湾大学举办的大学博览会，为台湾的高中、大专学生及家长提供本科入学信息和个别升学的咨询辅导，并举办入学讲座，让台湾学生进一步认识及了解在中大升学的相关信息。
香港中文大学2011年度本科生招生计划，将于今年9月开始接受报名。
中文大学是香港唯一有诺贝尔奖得奖人任教的大学，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THES）的2009年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46位。
今年香港中文大学录取了270名大陆顶尖学生，其中17人是大陆高考全省市状元，排名高考前5名的有55人。（中国台湾网孙金诚）
“严打”模式的思考
文_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重庆
在举国关注的“重庆打黑”、“北京扫黄”等一系列事件获得广泛的报道后，公安部在2010年6月13日再度布置了全国公安机关为期7个月的“2010严打整治行动”，该行动的深入和扩大也充分说明中央高层对于前一阶段渝、京两地行动的肯定。
新一轮的“严打”举措旨在打击各类严重暴力犯罪活动，加强社会面治安管控，遏制各类突出犯罪，确保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为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发展快、矛盾多，社会治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复杂性。
尽管近期频频发生的各种恶性案件足以成为公安部门进行严打的理由，但是在网民中却传出了“严打应该先打公安”的尴尬话语。于是，一方面是全国公安部门的高调宣传与频频动作，另一方面却是民众对于严打行动的质疑连连，乃至于明确表示对公安部门的不完全信任。
长期研究“严打”的西南民族大学法律学者秦德良表示，严打的有利方面是的确能够抓一批罪犯，起到一些短暂的震慑作用；但弊端也不容忽视。
重庆北京树榜样
重庆和北京一南一北两个超级大城市里所发生的警方行动，在得到了中央高层认可的同时，也回应了社会民众对公共安全的担忧与期望，官方舆论认为其在整体意义上是成功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两座城市都是新任公安局长首立奇功，重庆是王立军，北京是傅政华。
有重庆学者表示，如果说北京的表现是在于“敢于向背后的权势挑战”，重庆的特点则是“首先向公安队伍开刀”——众所周知，中国严打的主要力量是公安队伍，“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
“这些榜样的背后，也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秦德良说，“我国的‘严打’政策具有典型的政治性、军事性、行政性和阶级专政性，因此所谓‘严打’其实是一种军事思维，是在使用战争的手段来对待社会。这是一种平时不作为，矛盾积累大了才动手的行为，我对此一直持否定态度。”
每次严打的宣传文书上都会有“依法从严”等措词，尤其遭人诟病：“依法”是个被动的行为，而“从严”却是主观能动的，“依法”是法治，而“从严”却是人治；既要“依法”，又要“从严”，显然自相矛盾。律师周立太表示：政府不守法、百姓不信法、法律人在玩弄法，已经构成了当今社会的法律图景，“就现实情况而言，公安执法的责任远远大于政府管理的责任，所以老百姓要求先打公安绝对不是无中生有”。
“既然是矛盾地开始，怎么可能合理地结束？”周立太说，“现实的悖论是，对于平时的违法犯罪行为不积极打击不追究，严打时有收获却能够立功，公安法院检察院都是这样的情况，除了是对正常法制工作的践踏和滥用，“严打”更不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体现。”他认为，许多政府和司法部门总会以“人员、经费不足，工作条件艰苦、压力大”等理由来推卸职业责任，“这些也许是事实，但更可能是借口，其实拿工资不做事、乱做事的警察都应该调整、淘汰，腾出位置来让愿意的人去干”。
“为什么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影响政权稳定的邪教组织和人员的打击效果比较明显，并且工作安排都属于日常化？这说明很多工作并不是不能做好，而是重视不够，投入不够，甚至对责任人追究不够。”重庆市的一名法律学者说，“责任的追究不应该停留在公安局，上面的政法委、组织部、市政府及市委都应该被追究。”
周立太注意到，2009年8月3日的《重庆日报》有报道，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一次人大、政协代表和委员的会议上透露：由于重庆历史欠账多，有60多万起积案未侦破；重庆黑恶势力犯罪具有时间长、跨度大、背景深、人数多、质量高、影响大等鲜明的地方特色，他们杀人、敲诈、绑架、贩毒、“放水”、强奸……无恶不作，甚至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法人、妇女儿童都未能幸免，犯罪气焰极其嚣张。
他于是有感而发，次日就写了一篇备受关注的博文，质问重庆公安局长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无论重庆还是北京的警方，一举抓获成千上万的违法、犯罪人员怎么还值得夸耀呢？是谁开垦了滋养后者的犯罪土壤，并且放纵他们长期无恶不作？”周立太说，“而且这种以战役式统一行动为主导的警务模式，已经制约了公安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所以重庆市公安局在打黑之际对队伍进行了大规模整肃，显然局长王立军已经意识到了病根所在。”
秦德良表示，希望重庆和北京的行动能够树立全新的榜样，尤其是对警察队伍的整肃，而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往的“严打”行动，造就“打疲了警察，打油了罪犯”的怪圈。
是现实还是历史
1983年首开先例之后，高层又于1996年和2000年组织了两次全国性“严打”。不过，1983年严打之后，刑事发案率下降的局面只维持了两年，1986年就开始回升，一直持续上升到1996年，不得不再次进行全国性的集中“严打”；之后，1997年刑事案件下降，但1998年以后又大幅度回升，直到2000年底又被迫开展第三次“严打”。
公安部主办的《公安研究》在2004年第7期发表了时任云南省公安厅长江普生的文章：“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即：发案、破案、抓人；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
显然，三次全国行动后，对“严打”行动初衷、过程和效果的理性反思不仅仅来自于社会，也来自于各级司法机关的成员。一名来自基层法院的法官在论文中写道：“我国的‘严打’是建立在一种人治的基础上的，这种人治也许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它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蔑视了法律和程序，因此，其对法治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和巨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得不偿失。”
此前的2003年，北京警方也公开对媒体谈论“严打”模式的弊端，并尝试以一种“整体防控”模式取而代之。2005年6月，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声称，将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其时，“中国将彻底告别严打”一度成为了各种媒体的醒目话题。另外，从2007年1月1日起，在1983年“严打”前下放到各省高院的死刑复核权被重新收回到最高法院。
那么，贯穿于20多年来刑事司法实践的一条主线——“严打”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吗？事实上，一些法律学者也及时警告说，但愿“新模式”不是“换汤不换药”，还是搞“严打”那一套。
“有人认为‘严打’在中国将成为历史，我觉得这样的观点过于乐观，无论从国家体制还是社会实情来分析都不可能。”秦德良说，“我认为在短期内，各种各样的严打行动还将会存在和出现。严打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近期公安机关开展的‘严打’活动，是根据各种犯罪活动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进行的一项专项治理活动，仍然是‘严厉打击’的简称。” 曾经从警的云南省知名刑事律师张振宇说，“但要不要继续使用‘严打’的提法值得商榷。”
他认为，继续使用“严打”的提法至少有三方面的副作用：首先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打击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犯罪历来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其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如果用“严打”的提法，容易只是阶段性的任务，过了这个阶段就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其次是容易造成是一项政治任务的错觉，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从而使执法活动偏离方向，不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事，突破有关法律规定或者不执行有关法律规定，使打击面扩大化；再者是不利于公安民警在思想上坚持不懈，过了“严打”期即产生松懈的心理。
张振宇说：“今后不要再使用‘严打’的提法了，其与我国现行的刑法间缺乏法律上的关联性，换以‘专项治理’的提法较为妥当。”
按照司法系统的工作制度设计，公检法三家单位，在司法程序的不同环节发生作用，同时也有一个相互掣肘相互监督的意思，以防出现冤假错案，而在历次严打行动中，在上级“从重从快”的指示中，在上面下达的“犯罪指标”中，“三家单位亲如一家，走法律程序如同孩童玩过家家”。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把犯罪完全铲除，因此有些严打行动是有效果的，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比如近期严厉查处酒后驾车的运动，所以也不能一概否定而论。”张振宇说，“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的严打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尽管也声势浩大、行动迅速，以及抓捕人数众多，但是每一道法律程序都是必须遵守的，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依法判决的，再不可能随意突破法律的束缚。”
他表示，1983年的严打中的确发生过许多荒唐事，比如程序简略、办案粗糙、刑讯逼供、盲目重判、滥施刑罚、随意执法等问题，但在其后的历次“运动”中很少再重演，说明国家的法制建设在进步，也是历史的进步。
周期性、过渡性地采取严打方式，也让一些老练的违法、犯罪人员学会了“避风头”。一名参加过多次严打、专项治理工作的昆明市公安局警察就认为，每次风头一过，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又死灰复燃，已经形成一种规律循环，相关各方都心知肚明，却也无可奈何。
“长治”、“善治”、“根治”才能久安
仅就近几年而言，全国各地政法机关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严打”整治专项行动，而且经常是一个专项行动还没有结束，另一个行动已经开始，“南方行动”、“禁毒风暴”、“烈焰行动”、“秋风行动”等名称屡见不鲜。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历经多次“严打”斗争，但犯罪增长的势头并未得到强有力的控制，往往只是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成效，接着便出现回升和增长。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犯罪率大体上呈逐年上涨之势，至今仍不见回落，峰顶尚不能确定，湖南省一名基层公安局长因此认为“我国正处于第五次犯罪高峰期”。
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公布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长幅度达47.5%。随后有学者公开评价：该数字已逼近全年军费开支，完全可以用“天价维稳”来形容，维稳经费年年破纪录说明社会越来越动荡，水涨船高的安全成本也越来越令社会难以承受。
秦德良说：“一方面是钱花得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却是效果越来越差。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警匪一家’，他们已是同一生态链，那还怎么打？而且，一些地方的政府和警方表面上在严打，但是很多时候却是借机进行利益再分配。如果司法不能够彻底回归本义，每次行动顶多就是打了‘张土匪’，又来‘李土匪’。”
每次严打之后会迅速涌出替代者，已经不幸而言中。2010年6月19日，重庆市希尔顿酒店因“股东涉黑，违规经营，藏污纳垢，顶风作案；违反社会管理，并故意制造事端，影响重庆形象”，被警方责令其停业整顿，另外有22人被刑事拘留。重庆市公安局次日公开承认：发现有少数政法干警参与其中，为该犯罪团伙充当“保护伞”。其中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一名副局长和一名支队长被牵出，尤其该支队长曾在2009年重庆打黑专项行动中立过战功，并因此在岗位竞聘中脱颖而出，由副科长直升为支队长，但在位不足两个月就落马。
秦德良表示，应该将“严打”转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机制提出，使其同时体现出科学与法治精神。
2010年2月，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表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职务犯罪、商业贿赂犯罪等“公”领域犯罪将从严惩处；对于因恋爱婚姻、邻里纠纷、劳动纠纷等“私”领域矛盾引起的犯罪，以及因为被害人过错、义愤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情况引发的犯罪等，可以尽量从宽。
中央高层希望能将“宽严相济政策”作为中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为刑事司法活动提供明确的政策标准和界限，规范司法行为，更深远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这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度被认为是对过去“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旨在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等情况实行区别对待，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而不是一味加重刑罚，宁错勿漏。
秦德良说：“以暴制暴的逻辑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正义，更不可能树立法律精神和制度文明。由于‘严打’不是法学用语，而是执政者的刑事政策经常使用的用语，其是中国法学的学术界和司法界历来争议的问题，一直有学者对其合理性、合法性存有疑问。”
“如果问题和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不严打不行的地步，选择这样的方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周立太说，“但是需要解决一个前提问题，那就是对产生严打原因的责任者进行追究。比如重庆的打黑行动，就因为缺乏这样的环节而让外界不满意，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区区一名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能够在重庆呼风唤雨10多年。斩草没有除根，来年肯定还会发芽。”
他认为，重庆市对参加这一轮“打黑除恶”的有功之臣的奖赏有多大，那么对此前放纵黑恶势力横行肆虐、以至养虎作恶的失职者的惩处就应该有多重，“否则这样的独角戏最后只会成为一个笑话”。
重庆市的一名法律学者认为：解决好民生问题，调整社会分配机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和表达机制，都应该是政府在严打同期进行的重要工作。而且严打不应该总是瞄准社会低层，事实上一些富裕、权势高层的问题和危害更为严重；惩治腐败及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