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主动辞官成为常态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辞职出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引发舆论热议。走进官场就不再走出，走上仕途就不再回头，能进不能出，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官场和熟悉的官员。王振耀的另类选择，无疑会让同僚愕然。
应该说这样的事情很平常，官与民、官场与民间之间应有一种常态化的转换机制。虽然目前，我们还缺乏这种转换机制。
要让官帽真正成为社会职业中的一种，需要全社会不断消解“官本位”意识，还要靠制度有效遏制“官本位”的产生。这样才能让充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公民社会发展，让主动辞官成为常态，同时要健全制度规范下海行为，让政府、市场、社会的互相流动、交融、平衡成为基本事实。或许，这是下一个30年改革重要的内容之一。
哪些官员可能主动辞官
仕途有成长空间
但主动下海展示自己的人
代表人物：徐进(原武汉市发改委主任，2010年辞官任中钢集团一子公司总经理)
上榜履历：
“裸辞”的徐进
2010年4月28日上午，徐进的辞职报告获批。
2009年6月，44岁的徐进，创造了“全国副省级市最年轻发改委主任”纪录。而现在，他再次创造了“武汉最高级别官员下海经商”的新纪录。
徐进的辞职举动，实际上令武汉市颇为尴尬。市委组织部一人士向记者证实：“为挽留徐进，相关领导曾做过大量沟通工作，但徐进去意已决”，“人大对辞呈的审议表决，其实只是按照公务员法履行必要程序，市领导是理解和支持他的”。
知情者透露，徐进实际上已在半月前赴京履新，其职位是世界500强中钢集团麾下一合资子公司总经理，年薪50万元。
徐进最后一次以发改委主任身份亮相，是在今年3月初“武汉三网融合”启动仪式上。之后，徐就向市委组织部经济干部处递交了辞呈，并将工作交由一名副主任主持。
从徐进的晋升履历可看出，他在仕途上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1965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的徐进，除大学本科在东北工学院攻读外，其余学习和工作皆在武汉。徐于1993年正式步入武汉政坛，曾转战武昌、洪山和黄陂3个区，从办公室主任、常委、常务副区长、代区长、区长，在2009年到达市发改委主任职位。
其实，徐进早在任黄陂区区长时，就曾多次流露过弃政从商离开武汉的想法，只是并未引起外界注意。了解徐的人士说，徐的家眷一直在北京，徐辞职是为解决夫妻孩子长期两地分居问题。
武汉市发改委办公室官员也向记者证实：“徐主任辞职与工作压力无关。”
在武汉当地，各界对徐进的辞职多为理解，认为追求自我价值和家庭幸福，无可厚非。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徐进身为领导干部，在履新才10个月的情况下轻率辞职，显然不该。
据接近徐进的人士介绍，徐这次辞官，实为“裸辞”，即今后不在湖北省和武汉市担任任何官方领导职务，永远退出公务员干部序列，走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同僚和下属眼中，徐进书卷气浓厚，国字脸，戴黑框眼镜，爱穿浅色长袖衬衣和深色外套，系领带，长袖纽扣皆严密扣上，一丝不苟，从不卷起。在大会上作报告时，目光犀利坚定，声音洪亮，不徐不疾。市发改委一位处长说：“徐主任非常有耐心，对各部门的工作奖罚分明。”
在武汉市发改委的10个月，尽管时间短暂，但很多人都领略了徐的工作能力和处事魄力。香港《大公报》驻武汉记者何光伟评价徐：“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思路清晰，对最前沿的项目规划等一目了然，具备大将风范。”
徐所投奔的中钢集团，与其也素有渊源。中钢集团的前身是中国钢铁工贸集团，是在原冶金部一冶等数个公司基础上合并而成，主要从事冶金矿产资源开发与加工等。而徐大学时期的专业为金属材料及热处理，毕业后进入冶金部一冶公司(武汉)，从技术员一直做到团委书记，他的大多人脉源于此，据说其家人也在该系统工作。
事实上，离开冶金行业的徐进，是20多年后又重新回到了老东家怀抱。
知情者评价：“徐进在央企的前途也将十分光明，不仅待遇好，还能全家团聚，何乐而不为呢？”
期望仕途有更大空间
但愿望落空的人
代表人物：吴敏一(原温州市副市长，2003年辞官下海，担任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
上榜履历：
当不了市长当总裁
吴敏一是谁？很多人不知道。或许温州的老百姓还知道这个名字，因为，吴敏一毕竟为官一任，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在中国政坛，知道吴敏一名字的应该也不会太多。
在温州期间，吴敏一一手打造数码温州、信用温州，与信用体系的建立、两轮政府改革相比，温州民众认为，数码城是吴敏一留给普通温州市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实实在在地戳在那。现在，数码城成就的是“数码温州”，它是“新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吴敏一号称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
辞官后，吴敏一曾坦诚地对记者说：“自己辞官和当时温州市换届中未能当上市长是有直接的关系。”
吴敏一说，他是喜欢当官的。当初他到温州市任职也是他主动向组织要求的。1997年，吴敏一在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化院任院长，在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等方面的研究上颇有建树，并已成为浙江省改革开放决策的核心智囊之一。他说，在改革研究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后，如果还继续搞政策研究的话，并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所以就向领导表示，希望能够到地方上“做点实事”。
1998年10月，他顺利就任温州市副市长，分管科技、体改、工商、社保、物价等。在4年半的时间里，他的为人和政绩在当地的官方与民间，广为认可。
一位当地官员这样评价吴敏一的：“有着学者般的才识和谦逊，工作能力强。”他强调说，吴敏一发言不用讲稿、出国不带翻译这两项“特长”，给他印象最深。
说起辞官缘起，吴敏一是这样解释的，“对于从政的人来说，只要动机端正，有更高的目标不是坏事，更高的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发挥平台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但能不能做市长不是我能决定的，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决定因素。当得知没有这种可能性时，我就选择人生新的目标，决定去商界尝试一下。”他说，“当官员是一个平台，其实政府官员并不是一个终身职业。做副市长和去一个公司做经理对我来说，其实只是一种正常的职业选择，是一种正常的政商转换。”
据了解，在温州辞官下海的副县级以上官员早有先例，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温州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徐国林，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邹丽华，市委原副秘书长董希华，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叶正猛，经委原副主任、乡镇企业局局长钟善明，永嘉县委原书记谢炳清……温州集体辞官事件引起很多人的深思：“为什么像吴敏一这样众口称赞的人，官场却留不住？“这是我给官场留下的一个问题。”吴敏一对记者说。
仕途几无成长空间
期望下海一展宏图的人
代表人物：王运正(原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2003年辞官到中国奥康集团任职。现任奥康集团重庆分公司总经理。)
上榜履历：
60岁下海恐怕晚了
就在吴敏一挂冠而去的同时，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王运正也递出辞呈。他说，身为副秘书长，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时间是耗在文山会海和迎来送往之中。这种局面恰恰违背了他的直爽性格以及要有一番作为的初衷。
据了解，当时温州市政府大约有10名副秘书长。王运正分管的是工业、贸易和交通。虽然都是重要领域，但王坦言：土地规划、财政和社保这几项却都划给了别的部门，不归我管，所以很多事情都想做却没法做。
和很多官员下海不同，王运正曾下过一次海。
1990年1月，王运正出任永嘉县县委书记，其时的永嘉，成了全国虚假广告一大产地，“万能编织机”、“电子增高器”、“近视治疗仪”、“丰乳健美器”、“记忆增强器”等天方夜谭式的广告铺天盖地，屡禁不止，永嘉被人称为“永假”。王运正走马上任后，短短3个月便将假广告这一顽疾荡涤一清，随后又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诸多深得民意的改革，包括惩治腐败、工业体制改革等，这些举措为王运正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正当王运正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遭遇了仕途上的一次重大挫折。1991年底，他被免去了县委书记的职务。理由是莫须有的“政治问题”。负气之下，王运正选择了下海，直到5年后，信任他的新任温州市委主要领导又重新请他回山，相继在市委、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府任副主任、副秘书长等职。温州市干部群众认为，他重回政界后，依然敬业。
2003年，54岁的王运正觉得自己需要的是更有挑战性的工作。“我觉得我现在还有精力，可以再做几年事情，等到60岁再下海恐怕是晚了点，那么不如现在就下海，还可以搏上几年。”精力充沛的王运正颇为自信。
如果说上次离开官场还有些负气，王运正这次的举动多了几分潇洒。他主动选择去了奥康集团，一家以制鞋为主业的民营企业。
到中国奥康集团后王运正说的一句话颇具意味：我的能力实在是明显超越了原有的岗位(指副秘书长)，但这个位置已算是到顶了。今后七八年就这么呆下去，多没意思！不如放弃政界现有的一切，转到商界去开拓新的事业。
2004年5月，到重庆9个月之后，虽然王运正认为自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王秘书长”到“王总”的角色转换，但言谈举止之间，你还是不难辨别他过去20多年的职业。“人民给我一方土，我还人民一座城”这样的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个人应该是某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而不是某某公司的老总。据说，奥康公司里面的同事现在也还是喜欢叫他“王书记”或者“王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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