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幸存者
“伯父常常对我说，‘我只是一个幸存者。多少人都在我面前倒下去了，我却还活着。’”彭钢说，戎马一生的伯父对于战争，回忆得并不多。偶尔提及，也更多是讲那些普普通通的战士们为胜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他跟我讲过朝鲜战场上的残酷，有的志愿军战士是饿死的，有的是腿被冻伤，只好把腿锯掉。”彭钢说，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伯父会秉笔上书的原因，“只要一看到人民挨饿，他就难受。他说我知道挨饿的滋味，那会饿死人的”。
因为知道战士们所受的苦，所以彭德怀后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又发了一次怒。“那一次，周恩来在国务会议上主持讨论怎样支持抗美援朝的问题。当时各个部门，什么轻工业部、农业部，都强调困难。伯父说，他当时的确拍了桌子。他说，你们都说困难，就是我们志愿军不困难。这些志愿军不是战死的，有的是被冻死、饿死的，人都是有父母的，我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志愿军的父母及家属交代！伯父这一怒，后来才有周恩来、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带头为志愿军炒面支援前线的事。”彭钢说。
彭德怀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都是生命，谁家的儿子不重要？谁家老百姓的孩子送来当兵不应该受到保护？他也经常跟彭钢说：“每一次战役之前，我都要左讨论右讨论，征求下面的意见，考虑得非常细。”战争当然是要牺牲人的，但是无畏的牺牲、不必要的牺牲是要避免的。
当年跟毛岸英一同被炸死的，还有一位是刚到朝鲜战场没几天的高瑞欣。彭钢回忆，伯父有一次提到高瑞欣，说他刚结婚没多久，老婆已怀上了孩子，可孩子再也见不到父亲。伯父愧疚地说：“高瑞欣是我从西北带过来的，可惜了。要不是我带他出来，他也不会死。”
1959年9月30日，建国10周年大庆前夕，彭德怀离开了中南海，在清冷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开始了他另一种生活。这一年，彭钢考上了西安电讯工程学院。临行前，彭德怀拎出一个黄色的小皮箱说：“这个箱子是我出国时用的，看来我再也用不着了，你拿去用吧。”边说，边帮侄女将衣物装进皮箱。彭钢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这个皮箱跟随了彭钢60多年，至今仍被她珍藏在自己的家里，这也是伯父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1965年6月，彭钢准备结婚。彭德怀很细心地为小侄女准备了全套嫁妆，从床单到枕头都备齐了，其中最特殊的，是一块缎子被面，这是金日成当年送给彭德怀的礼物。彭钢至今对那块缎子被面记忆犹深：“那是一个粉红色的，上面绣着像梅花一样的花朵。”彭钢深知伯父这份礼物沉甸甸的分量，因为这是他一段非凡岁月的见证……
1965年11月，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钢也从吴家花园搬到北京东郊的单位居住。没想到，再见面已是8年后——1973年，彭钢再一次见到彭德怀时，75岁的彭德怀已经躺在301医院的病床上，走近人生的最后阶段。“1974年10月的一天，我去看他，给他喂了一些东西吃，喂完东西后，他就拉着我的手，掉眼泪。他说：死后我想和你们的父亲葬在一起，但是他们是革命烈士，我被打成了反革命，我又怕玷污他们啊。说完眼泪又哗哗地往下流。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说我一定替你完成这个心愿。他听了后就点点头……”
当年11月29日，彭德怀辞世。他的骨灰化名“王川”寄存到成都的一座公墓里。4年后，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并举行追悼会时，费尽周折才找到他的骨灰。直到1999年12月28日，彭钢等侄女侄子们终于实现了彭德怀的遗愿———将他的骨灰送回湖南湘潭老家，葬在两个弟弟身边。
2000年，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国内组织了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去了朝鲜。除了迟浩田和三军领导之外，都是抗美援朝将领的家属，包括洪学智的儿子洪豹、陈赓的儿子陈知建和彭钢等人。他们参观了当年的志愿军司令部，亲自踏访父辈曾经艰苦奋战的地方，有的将帅后代不免唏嘘感慨，甚至有人伤感地落了泪。倔犟而刚烈的彭钢说：“不能哭！”
2006年，彭钢参加了一个革命后代重走长征路的活动。组织方安排她在某一天去电台接热线电话。半小时之内，有13个电话打进来，而10个电话都是志愿军战士，他们反映每个月只有四五百元的收入，生活艰难，让彭钢帮助呼吁。彭钢知道，因为伯父是志愿军司令，在这些老志愿军战士眼里，她也是可以理解、倾听他们心声的人。回来后，她写了份呼吁提高志愿军待遇的提案，提交到了政协。
抗美援朝60周年在即，有人找到彭钢，为这个特殊的日子表达些什么。彭钢想好了一句，在书房的白纸上，她一笔一笔写下了这几个字：“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作为彭德怀的侄女，她的骄傲和自豪又多了一重。■
志愿军五次战役的回顾与得失
美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贝文曾评价说，朝鲜战争是“民族意志重大冲突的竞技场”，这或许是解释它对于中华民族价值所在的最好角度。抗美援朝战争是为了帮助邻国免受入侵，也是为了中国的自身利益。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下，中国军人在这个半岛留下了代价高昂的血，但他们不仅收获了无可争议的胜利，更一举改变了颓丧的民族精神。朝鲜好像古罗马的竞技场：角斗士因胜利而得到自由，中国因抗美援朝的胜利而捍卫了自由，迄今已经享受了60年的和平。
主笔◎蔡伟
“命运之日”：南朝鲜先头部队的覆没
1950年出现了朝鲜30年来最干旱的夏天，入秋后的干爽晴朗，到了10月24日却突然变得昏暗。寒流侵入导致突然乌云密布，寒风乍起，从清晨开始，朝鲜西北部下了当年的第一场雪，裸露的山岩上披上了一层白霜。
由于仁川登陆突然改变朝鲜战局，当时几乎全世界都认为，战争即将结束了。美国第8集团军的官兵们准备在11月24日感恩节时返回东京吃火鸡，而认为即将一举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南朝鲜最精锐“首都师”第1师官兵则迫不及待想看到鸭绿江水。南朝鲜战史《朝鲜战争》说，第1师此时向所属各团颁发了攻克平壤先锋奖状和奖金。由于进展太快，他们甚至还穿着夏装，“沉醉在攻克平壤后的兴奋中，置身于完成国土统一的使命感中，因而士气更加高昂”。南朝鲜第1师的最终目标是鸭绿江中游的水丰大坝，为此，他们“发起了最后一次追击”。
这场本来与中国无关的朝鲜战争，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迅速干预的同时，命令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在仁川登陆后，美军又不顾中国多次警告，轻率傲慢地越过了“三八线”，向中朝国境鸭绿江进军。战后美国的史料中，有一系列对此政治误判的分析，但在当时美国远东最高军事指挥官麦克阿瑟心里，中国这个在他看来尚弱小的国家的抗议实在无足轻重。
其实，在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于威克岛会晤4天后，也就是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已经通过安东(今丹东)两座日本人修建的铁桥抵达鸭绿江南岸。第29军、42军等精锐部队也已经从7个渡口分别渡过鸭绿江，出现在江南的山地林海中。在是否出兵朝鲜的讨论中，毛泽东等领袖最终确定，绝不能让美国部队陈兵中国的家门口。中国出兵朝鲜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既不是象征性的示威，也不仅着眼于抵抗，而是决心要在家门口打败美国人。
毛泽东和彭德怀最初的计划是在平壤以北熙川、长津一带寻机歼灭两个南朝鲜师，但由于当时北朝鲜人民军已经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导致美韩军队向北推进过快，无法占据预设阵地，只能在更北的云山一带布下口袋，“把敌人引到对我有利的地形上来打”。志愿军统帅彭德怀的作战思路是，以部分兵力钳制朝鲜半岛东线的“联合国军”，集中主力于西线，待击溃西线“联合国军”右翼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部队后，迂回包抄美军，争取吃掉成建制部队。要实现这个大范围迂回包围计划，核心就要做到隐蔽、突然，让敌军进入到包围圈内。
数十万大军在北朝鲜林木稀疏的山地平原上，既要迅速运动，又要隐蔽，这在西方军事人员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中国军队没有飞机，既不能避免对方空中侦察，也不能阻止美军狂轰滥炸，唯一的方式就是在夜间行军。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38军副军长江拥辉在战后回忆，38军过江后，114师的第一顿饭就是在风雪中吃的，“雪花像白糖撒进碗里，这顿饭吃得里外透心凉”。部队住宿则绝对不能住房子，因为敌机一来，村庄就会变成一片火海。
10月25日上午，南朝鲜第6师2团先头部队进入志愿军40军118师354团阵地。此时该团电台却发生故障，无法与师部联系。如果此时发动攻击，将会过早吓跑后面的敌军，但将敌军放入再打，敌军前进路线正是118师师部，而那里对敌军接近一无所知。
40军前身是第四野战军3纵，曾参加过从四保临江到解放海南岛的一系列战役，被称为四野的“旋风部队”。这些身经百战的中国军人在国内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和积极主动的作战作风，入朝后依旧保持着足够的自信。为了全数包围敌军，354团决定将南朝鲜部队先头部队放入伏击圈。结果，战争的最早一枪竟然是南朝鲜部队打响的——他们发现了对此一无所知的118师师部人员。毛泽东和彭德怀精心设计的抗美援朝第一场战役，就在这样不期而遇的意外中打响。
于是，1950年10月25日这一天，被西方国家战史称为朝鲜战争中的“命运之日”。第一枪打响后，118师354团在射出第一阵弹幕后，摧毁了南朝鲜军的汽车，堵住了南朝鲜军撤退的退路。
在这支南朝鲜部队中有一名美军随军记者叫约瑟夫，他对突然爆发的战斗做了如此描述：“在几分钟内，全营就伤亡惨重，750人中有350人被击毙、击伤或俘虏。”
南朝鲜战史在战后声称，志愿军的特点是“战斗中吹喇叭敲锣，采取上个世纪的作战方法”。但就是这些被称为只会“上个世纪作战方法”的志愿军士兵，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开始在北朝鲜的山林、稻田、村庄和公路上追赶溃散的南朝鲜军队。南朝鲜战史由此只能哀叹：“悲痛哉！曾在鸭绿江畔洗刷刀枪的英勇将士们，最终也未能从这狂风恶浪中冲出来。”只一上午时间，南朝鲜6师2团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连了。
第一次战役：“联合国军”从云山到清川江的败退
10月25日，从西线的云山到东线的长津湖一带，志愿军各部和“联合国军”都展开了全面交火。前线的南朝鲜军突然遭遇惨重伤亡后纷纷发回报告：中国军队参战了！
但当时志愿军的对手们并没有迅速接受这一事实——自仁川登陆以来，“联合国军”还没有遇到过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即便“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已经得到了情报：“在云山北面和西北面的山地，埋伏着约1万中国军队；在东北方的熙川方向，也有大约1万人在行动。”但他们仍不相信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门洞开的中国此时会与击败了日本人的美军对抗。美国远东部队高层都是信奉武力说话的军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有人甚至指责下级官兵反映的这种情报是“因前进迟缓而胡说八道”。
10月26日，南朝鲜第1师在志愿军已经包围云山后报告说：“交战中的敌人，我们认为肯定是中国军队的1个师。”但美国第8集团军当时的情报档案坚持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军队已经正式参战。因为不管怎样，丝毫没有中国公然介入的征候。”
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威洛比由此在战后被研究者戏称为朝鲜战争中“最乐观的人”。当时他认为，战场上出现一些中国志愿人员并不奇怪，中国人最多不过5000人，这和中国大规模出兵完全是两个概念。麦克阿瑟和他的司令部由此依旧解读为“那不过是北朝鲜部队中的中国籍朝鲜士兵”。他们更乐于将仓促的败退归结于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上：“韩国第2团在同中国军队的首次遭遇战中，缺乏击破敌人的意志和决心，有90%的官兵遗弃装备四处逃散就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甚至认为，这是由于数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附庸国，“韩国对中国人有潜在的恐惧心理”。
战后西方人认为，美国忽略了中国的一系列公开警告，是导致他们幻想战争即将结束并遭遇最初失败的根本原因。正向鸭绿江挺进的美军第8集团军内部当时都认为战争即将结束。10月22日，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爆发的前3天，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甚至建议麦克阿瑟把向朝鲜调运的全部弹药运回日本仓库，因为“弹药已经足够满足此后的作战需要”。美军甚至开始取消未付款的弹药的订货。《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说：“只要在朝鲜国境线不发生突发事态，军事行动已告一段落。”
此时，“联合国军”左翼美军24师正长驱北进，在云山的南朝鲜第1师却发现前进道路已经被顽强地封死。在2团1营被消灭后，南朝鲜后继部队每次进攻，都被山头上绵密复杂的坑道和雨点一样落下的手榴弹弄得寸步难行。美国史料记载说，穿着破烂夏装的志愿军战士每人身上挂着十几颗手榴弹，在哨子声指挥下，边投掷手榴弹边前进。南朝鲜第1师师长白善烨向美军第1军军长米尔本报告说，云山周围全都是中国军队。然而已经晚了，志愿军突然向西线美军右翼的南朝鲜第6师和第8师发动总攻，“联合国军”右翼迅速崩溃了！
为了拯救几乎要被包围的云山，第8集团军沃克将军命令美军第1骑兵师“超越南朝鲜第1师，向朔州附近突进”。接受命令的美第1军军长在当天下午发布的命令是：向北总追击。对于中国人参战，领命的第1骑兵师第8骑兵团的帕尔马团长也认为，中国绝不会在这无可奈何的时候介入。美军第8团一位参谋事后回忆说：“8团有这样一种倾向，与其说是对这个情报有怀疑，不如说是不愿意相信。”
就这样，在右翼南朝鲜部队已经崩溃的情况下，美军王牌第1骑兵师第8团依旧进入已经被志愿军三面包围的云山城，与南朝鲜第1师换防。这恰好被城外的志愿军第39军发现，城内许多坦克、汽车正在驶离，39军军长吴信泉以为敌军要逃跑，就提前发动了对云山的总攻。中美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直接交手就在云山展开。
从11月1日下午16点40分志愿军发起总攻，到11月2日拂晓，志愿军已经歼灭美军王牌第1骑兵师第8团大部、南朝鲜战斗力最强的第1师12团一部共2046人，其中美军1840人。
对于这场被载入日本陆上自卫队作战教科书的经典战役结果，美军史料称：“(美军第1骑兵师)第8骑兵团有1000多人失踪，后来逐渐返回一些，最后，即不得不认定战死的约有600人。丢失的主要装备包括坦克17辆、105榴弹炮13门和几乎所有重武器。”
不过战役也并未实现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利用‘联合国军’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参战的情况下，全歼2到4个南朝鲜师”的设想。一方面是战役仓促打响，作战部队在收紧包围圈时未能及时到位，另一方面，美军在初战中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火力优势。“联合国军”缴获的中国军队《战斗经验集》中写道：“尽管进行了艰苦的山地战，但由于经验不足未能取得足够的战果。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但却仅仅抓到200多个俘虏。”
第一次战役在7天内迅速结束，美军第8集团军全线急速撤退到清川江一线。
傲慢与偏见：麦克阿瑟对中国出兵的误判
1950年11月6日这一天，美国人发现了一个让他们迷惑不解的现象。在“联合国军”全线败退时，眼看要大获全胜的中国军队却突然全部撤离。美国远东空军侦察飞机报告，多处发现中国军队从战场上撤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线美军第10军对面。中国人为何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直到今天，美国还有战史分析，这是“中国领导层决定打击一下‘联合国军’，向其发出警告，然后再撤回部队，希望联合国能重新考虑其北进的行动”。
在秘密出兵朝鲜并结束第一次战役后，中国政府在11月2日通过电台公开表示，已经正式出兵。即便没有这个公开声明，美军第1骑兵师和整个第8集团军的败退也会让一个西点军校的在校生确认：能够在此时击败第8集团军的强大对手绝不会是北朝鲜人民军。但第8集团军和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在当时却依旧不相信这是有组织的中国正规军。
“杜鲁门得到中央情报局的保证，对所有已知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面干预在1950年是不可能的，除非苏联人决定打一场世界战争。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专家断言，中国的一切支援可能限于对北朝鲜提供帮助。”约翰·托兰在其著作《漫长的战斗》中如此评价。然而此时最应该对此负责的则是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第一次战役结束，他依旧认为“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兵力在4.4851万～7.0051万人，已经伤亡了5500人”。美军远东空军似乎也在证明他的情报。在几乎不间断的飞行侦察下，北朝鲜白雪覆盖的群山大地上根本搜寻不到任何中国部队的影子。谁能相信几十万人的部队在雪地里能不被发现？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许多历史研究者指出，麦克阿瑟面对如此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并非他愚蠢自大。这其中很大原因，其实和中国为何被迫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有关。
在美军出兵干涉朝鲜内战后，1950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晤。杜鲁门曾问了他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您认为苏联和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如何？”麦克阿瑟的回答是“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在头一两个月进行干涉的话，那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已不担心他们参战，我们不再卑躬屈膝。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会超过10万至12万人，只有5万至6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在朝鲜有基地，如果中国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极为惨重的伤亡。”“面对‘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他们会血流成河，如果他们干涉的话。”麦克阿瑟说。
麦克阿瑟从出兵时机上判断的基础是，朝鲜战争是苏联、中国和北朝鲜的合谋，他认为，如果中国真要帮助北朝鲜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应该在战争爆发时，尤其是在仁川登陆前加入到最关键的“釜山战役”中。换言之，中国人如果真要出兵，朝鲜战争肯定在8月就已经结束了。
然而战后苏联公布的朝鲜战争档案已经证实，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从没有要求中国军队参与。事实上，直到战争准备完毕，他才通知了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也并不想让朝鲜在那时爆发战争的毛泽东。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其实在战前早已经提醒过美国人，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绝不会做苏联的附庸，可惜他因为被认为亲共而无人在意。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说，战争开始时，毛泽东认为那只是一场朝鲜内战，但当杜鲁门派遣第7舰队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并不顾中国公开反对，越过了北纬38度线向鸭绿江进军后，才无法不让中国政府怀疑，美国也同样将通过鸭绿江边界来入侵中国。《美国海军史》对此评价说：“中国是不能容忍敌对的军队靠近鸭绿江的，正如美国不会容忍它与墨西哥边界的格兰德河上出现敌对的军队一样。”毛泽东由此在最不利的时机果断出兵朝鲜，显示出一个自信的大国领袖的勇气和魄力。1950年的中国，已经不是面对朝鲜被日本吞并而只能忍气吞声的清朝政府了。
但在当时，无论麦克阿瑟还是美国政府，都没有认真分析中国的声明，去分析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底线。大国的傲慢与偏见，使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无论如何无法从军事上理解，并难以相信中国军队已经出兵的原因所在。志愿军主力已经基本抵达预设作战阵地，他的统帅彭德怀并不满足第一次战役的战果(这被西方战史为掩饰其失败而称为“史上最大规模遭遇战”)。某种程度上，志愿军正用东方式的隐忍和智慧，利用西方人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的轻蔑，去布置一个更大的陷阱，然后用战争——这个西方世界最认同的对话方式——去改变他们的傲慢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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