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界线”仅是心理而非实质上的锁闭
人的天性永远超越“分界线”
文|黄世瑾
导语: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人是不可能被阻隔的,因为人性中有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天然向往。
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开始修建“隔都”,限制犹太人的自由居住和迁徙;1797年,“隔都”大门在群众的欢呼中被焚毁。
1961年8月13日凌晨,一道以水泥、电网、壕沟和地雷组成的“防卫墙”将东西柏林强行隔开;1989年11月9日深夜,自柏林墙两侧涌出的人群齐聚勃兰登堡门下,庆祝德国重获统一。
历史一次又一次以无言的真实嘲讽了障碍修筑者们的智商——“当下存在着的,最终都要消亡。”(黑格尔语)
人与人生而平等。他们有血有肉,也有着“不可能”与“可能”的二重性。人类或许永远无法更改肤色、语言、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带来的隔阂,无法避免冲突,无法超脱现实政治;但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借助更智慧、更人道的方式解决现存的争端,而不是简简单单筑起高墙、拉上铁丝网。
克什米尔有围墙,印巴之间的冲突从未因此阻断;塞浦路斯有隔离墙,该国的内部纷争反而因此加剧;北纬17度线一度成为南北越势力的分界线,但在1975年越南统一战争中,“边界”没有起到任何阻遏作用。
就是那道公认的戒备最严密、利益关联方最多的“三八线”,在冷战高潮时期也曾多次被朝鲜挖掘的地道穿越。制造“隔离墙”、“分界线”、“缓冲区”的人们满以为栅栏、高墙和铁丝网就能锁闭住已经存在的冲突,冲突却以其他方式继续着无孔不入的蔓延。
每一种“分界线”都仅是心理而非实质上的锁闭。当聪明人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态度研究如何设置人工界限时,何尝不是自行锁闭了通往交流与和解的道路?倘若人们可以为“隔离”设计出无比精妙的系统,为何不能将类似的努力用于理解和沟通?
笔者愿以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在其著述中的结语为朝韩间的纠葛做结:
“如果说这次战争的胜利除却变更了国际均势外还有些别的内涵的话,那便是始自希腊的永恒价值与恒常道德的复归。这些信条常遭折损,当人们为生存拼杀时,往往对其视而不见。但人类终将复归于斯,且诚然复归于斯,以期安享造物主之伟大馈赠——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之权。”
一个韩国媒体驻华记者的一线报道
韩国民众是怎样看待“炮战”的?
特约记者/王元涛
(韩国《亚洲经济》报社驻北京记者)
导语:尽管韩国人生活如常,但“炮战”已经悄无声息地冲击了韩国民众过去一成不变的惯性思维。
韩国延坪岛遭北方炮击后三天,本人赶赴首尔,去报社总部述职。忙完工作回到家,我很严肃地对爱人说:“万一南北方突然开战,你我被阻隔在不同的地方,通讯又中断了,根本没办法联系上,那时候怎么办?咱们约定一下吧,使馆方面肯定会组织撤侨,国内要是来飞机了,咱们不要互相等,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分头回国,然后在国内见。”
爱人想了想,半开玩笑地说:“不行,我要和韩国人民在一起,哪能一打仗自己就先跑了呢?”
爱人的玩笑话里,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尽管韩国不是自己的国家,但生活久了,在这儿有相知的朋友,有自己工作付出的汗水,当然也会有很深的感情。第二个,炮击事件并没有给处于风暴中心的韩国民众及在韩华人,造成太大的恐慌。
可以说,是马照跑,舞照跳,生活如常。相比之下,反倒是置身事外的中国及日本民众的反应更为强烈一些。我离开北京前,就有多位朋友致电问候,担心韩朝会爆发大规模冲突,甚至是全面战争,怕我一去不得返。
炮击事件发生后,我马上与多位在韩国的朋友联络,其中有韩国人,也有在韩华人。正如我所料,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紧张感来。韩国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目前的和平只不过是“停战”而已。
这一点,是普通中国民众无法体会的。而且,就是发生炮战的延坪岛周边海域,1999年和2002年,韩朝海军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造成双方近百名官兵死伤。当时的情况比现在严重得多,但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
因此,他们相信,这一回的炮击事件,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阳光政策”成幻象
但是这一次去韩国,紧锣密鼓见了许多人之后,我还是能感觉到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是在普通民众当中,怀念“阳光政策”的调门降低了,他们都认识到,阳光政策所带来的南北关系改善是虚假的。
即将休学入伍的原州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一盛就说,所谓阳光政策,实质上就是南方无条件地支援北方,粮食、化肥、农药、石油、
水泥,以及用开发旅游和开设工厂的方式提供的美元。可是支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北方的核爆炸!也就是说,南方出钱,在壮大敌手毁灭自己的力量。
黄一盛说:“我注意到,那时候,连中国都使用了‘悍然’这个词。我是学中文的,我知道悍然在中国的官方话语当中有什么样的分量。”
韩国侨社的中文报纸《知己知彼》主编黄春杰分析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重新审视了阳光政策,不再像从前一样无条件提供物资与金钱,而是将援助与半岛无核化挂钩,要求北方同步做出实质性的举动。
于是北方的恼怒了,因此才有了金刚山枪击游客事件、天安号军舰沉没事件,以及现在的炮击事件。这都是一条线下来的,是北方在向南方施压,因为北方一直认定,南方的政府与百姓,都是深深惧怕战争的,他们就想抓住南方的这一软肋,榨取更多的好处。
实际上,北方的认定基本上符合事实,南方的确是惧怕战争。
韩国庆熙大学中国留学生岑默说,大部分韩国人有房产,有汽车,有体面的工作,有安定的家庭生活,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将失去这一切,所以,怎么可能不怕?可是,这种怕,难道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吗?不怕冲突,不怕暴力,渴望战争,渴望流血死亡,那是暴徒心理!
在韩国,我也注意到,延坪岛事件过后,韩国整体的舆论氛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表达了一种强硬的态度。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北方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他们确信,不管自己做了什么,韩国也不敢动自己一根寒毛。
事实也的确如此。多年来,面对双方大大小小数十次摩擦,韩国没有做出一次实质性的回击。就连这一次,延坪岛遭到炮击后,李明博的第一个指令,也是“克制”,以防事态扩大。
因此,韩国媒体评论说,北方的“挑衅”行为,是韩国自己招来的。如果韩国敢于在遭到攻击后施以两倍、三倍的回击,情况肯定会与今天不同。
对和平的反思和幽默
韩国媒体还引述军方人士的话说,罗马的一位军事学家指出过,没有守护和平的力量,就没有资格享受和平。所以,为了防止战争,韩国反而更应该为战争做好准备。
“如果双方开战,隐藏在三八线北侧山洞里的万门大炮,半小时内就可以把首尔化为火海。”这一说法流行了多年,可以说是韩国人尤其是首尔人心头的一块阴霾。对此,有国际军事观察家指出,这是一种恐吓,实际上北方做不到。
在北方的武器装备中,射程最远的是170毫米口径的谷山型自行火炮,射程有40公里。使用火箭增程弹后,射程可达50公里,而首尔距离三八线,只有40多公里。可是,使用火箭增程弹后,相应的,必须减少炮弹装药,其威力必将大为降低。
因此,如果是不宣而战的奇袭,第一波的攻击会对首尔造成一定损害,但却绝对达不到“火海”或者毁灭的程度。而韩军凭借强大的空中力量随即发起的反击,将会大大压制北方炮火。
观察家同时也指出,现代战争最终拚的是国家实力和科技能力。在这一点上,韩国与北方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韩国迅速转为战时体制,现
代汽车、三星重工、浦项制铁等大企业全部加班加点转产武器,短时间内全民武装(韩国男性除残疾人及奥运冠军之外几乎全部有过入伍经历),即使没有外力介入,战胜北边也是完全可能的。
在韩国的一般百姓当中,我还接触过一种非常乐观的说法。
他们设想,就算首尔被北方占领了,他们也无法实现有效管理,然后,会自己主动退兵。为什么呢?因为现 代大都市毕竟太过复杂了,北方人无力面对。不用提无线通讯的运营和互联网的处置,就算是公交车与地铁的运行,以及下水的处理,就不是他们能够胜任的。北边的士兵到了南边,面对齐天的高楼大厦,面对纵横的立交桥,他们会被淹没在其中,茫然无措,就算想全部摧毁,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
当然,这也应该算是一个玩笑,一个冷幽默。对韩国百姓来说,最好的,还是能过上平常日子,不用去想那些宏大冷酷的话题。在战争面前,可能难有一个中立的是非判断,但是,战争本身永远都是丑恶的,战争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永远是绝对的。
这一点,无论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是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