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居幕后的智慧
在涉及地方利益的问题上，中方投资者亲自出面，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将局面搅得更糟
中钢最早进入南非时，根据政府法规，即使行使了收购，中钢也只拥有地下铬矿的开采权，若要在地面上建起铬铁厂，必须先通过厂址所在地Maroga部落的群众投票表决，获得酋长签字后方能生效。
当时，中国人出面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酋长签字，最终还是求助于林波波省分管矿业的省执委会成员(MEC，相当于副省长)Thaba Mufamadi。Mufamadi通过工会和南非共产党向酋长施加重重压力，中钢才拿到签字。
事隔多年，刘伟不久前从负责ASA社区工作的阿道夫·穆亚(Adolf Munyai)那里听说，当年迟迟不肯在用地协议上签字的老酋长，也就是现任酋长的父亲，两年前被部落里的反对派点火活活烧死。“因为分钱意见不一。有钱的地方就有你死我活，这种事在这儿司空见惯。”刘伟愕然，穆亚却不大当回事。
同其他有过长期殖民史的非洲国家一样，南非有着健全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却另当别论。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前“黑人家园”地区，政党、工会和社区势力复杂交织，利益争斗的激烈程度往往超出外来投资者的想象。
张素伟也是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他发现，在涉及地方利益的问题上，中方投资者亲自出面，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将局面搅得更糟。所以，2007年为铬铁厂扩产新征用地的时候，张把前台交给ASA的本土管理者，自己和中方同事躲到离群众表决大会不远的地方。这一次，酋长没有“狮子大开口”，273人投票，只有两票反对。
中钢在整个非洲地区都采用属地化的管理模式——员工总数7000人，来自国内的仅19人，比例约为0.3%。在ASA，张有两套高管团队，中方团队包括负责综合事务的刘伟与分管项目和生产技术的两位副总；当地团队包括首席运营官霍曼·史密斯(Herman Smith)、社区事务经理阿道夫·穆亚、冶炼厂经理利奥·埃拉斯莫斯(Leon Erasmus)和人力资源经理埃莫塞·汉德尔森(Emsie Henderson)。
通常，张素伟坐镇约翰内斯堡的总部大厦，三位中方高管驻扎在距离矿区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波罗瓜尼市。他们都是每隔一两周才去一次矿区，矿区和铬铁厂的日常生产监管都交给当地团队。
张素伟的原则是，只有市场和财务直接向他汇报，通过成本控制间接管理生产，其他方面都充分授权。“有些方面我们确实管不了。”张素伟说，“我在中钢内部经验交流会上也这样讲，一定要管你能管的，做你能做的。”
充分授权，让穆亚工作得格外有干劲。44岁的穆亚是ASA核心管理团队中惟一的黑人。他曾在林波波省立公司LimDev工作过18年，2005年跳槽至ASA。最初起点不高，负责一个边缘项目，但他尽职尽责，处理社区事务时圆滑老道，深得中方赏识，很快荣升为主管社区关系的高级企业经理，在矿区的地位仅次于首席运营官史密斯。
实际上，即使是深谙地方政治的穆亚也不主张企业过多牵涉社区利益分配。据他介绍，根据2007年ASA和社区新签的用地协议，ASA每月会支付7.5万兰特至社区的信托账户，具体数字会根据PPI浮动。付了账便不再过问，由社区信托的董事会自行决定钱的使用用途。
董事会通常有十来人，包括酋长，也包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民主联盟(DA)、人民大会党(COPE)、南非共产党等政党的基层代表。这些董事们常常政见不一，对金钱分配及其用途的看法大相径庭。冲突似乎不可避免。老酋长被烧死后，他的儿子一度不敢回社区。直到去年ASA帮他建了房子，这才搬回来住。
有时，也会有社区群众跑到ASA，抱怨信托账户里的钱分配不公，穆亚就会耸耸肩——他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化解BEE股改难题
BEE公司的股东代表们将在ASA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未来磨合是否顺利，还很难预见
去年8月和10月，ASA的3号炉和4号炉陆续投产，摆在张素伟面前最紧迫的议程，就是按照“黑人经济振兴法案”(下称BEE法案)的要求进行股改。
南非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政府提出BEE法案，希望能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鼓励黑人发展中小型企业，积极参与国家大型企业的发展，并对各企业黑人持股比例、参与管理程度和接受技能培训等设定硬性目标，以期全面提高黑人融入经济的程度。
这一法案2003年由南非国会审议通过，2004年正式执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要求在南非境内所有公司必须将其股份按25%股份加一票否决权的最低比例出售给“黑人”及“历史上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群。
省立企业LimDev不算BEE企业，这就意味着，即使这部分股份由两个股东同比例稀释，中钢也要至少拿出16%，即中钢在ASA中的股比将缩水至44%，失去对ASA的绝对控股权。
北京总部的意见是，控股权问题不能妥协。“是否有控股要求，这和企业的定位和战略有关。铬矿最好要控股。风险这么大，如果管理和销售说了又不算，为什么往里投？比如我说今年想卖中国5万吨，他说不行，你就会很难受。”张素伟解释说。
顶着压力，张素伟和同事们动用起在南非的各种关系，咨询求助。愿意帮助中钢的人中，有一位南非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南非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的弟弟小姆贝基(Moeletsi Mbeki)，此人也是吉佩定的朋友。
小姆贝基是BEE法案的公开抨击者，直指BEE法案是“白人主导的公司向ANC精英示好的手段”，结果是“让一批黑人政客迅速致富，无利于南非经济的繁荣，也不会真正受益于广大贫民”。他发现，根据法案条款，向BEE企业转让股权的应该是“矿权的所有者”，而Dilokong矿的所有权在林波波省，而非中钢或者ASA。
张素伟立即将这个观点转达给林波波省省长。或许是被说服，又或许是太想挽留和吸引中钢和潜在的中国投资者，玛蒂尔省长在2006年12月的一场谈判中答应，保持中钢在ASA中60%的股份不变，省立公司LimDev愿意从自己40%的股份中拿出30%，其中5%给Maroga社区，25%给BEE公司。
这个消息让张素伟和他的同事们欣喜万分。“这样一来，我们既保证了控股权，又保证了企业能够在南非法律更改的情况下和平过渡，解决了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张素伟说：“我们对政府卖给谁没有要求，惟一的要求就是符合BEE法。”
然而，林波波省政府究竟将股份给谁，在今年年初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据南非当地报纸《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独家披露，林波波省已从43家BEE竞标财团中选出5家，作为这25%股权的潜在接手人。这五家财团的背后不乏声名显赫的人物。譬如，Tunache投资公司的主要股东包括南非2010年世界杯组委会主席欧文·科扎(Irvin Khoza)和南非国家振兴基金(National Empowerment Fund)董事长罗尼·恩图利(Ronnie Ntuli)。
其他四家财团——Rebone矿业财团、Kalapeng矿业资源公司、Moribo资源、Dilokong财团——的背景尚不清晰，但据《星期日时报》报道，由南非副总统卡莱马·莫特兰蒂(Kgalema Motlanthe)之子 Kgomotso Isaac Motlanthe执掌的Buena Vista贸易公司，出现在上述一家财团的股东名单里。
另据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南非当地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财团的个别股东是林波波省官员的亲戚。
实际上，早在这五家BEE财团初步敲定前，各方利益就围绕这30%股权展开龙争虎斗。南非政坛争议人物、非国大青年联盟的领导人马勒玛(Julius Malema)，就曾是竞标财团之一Nkgape矿业投资公司的创始股东。据当地媒体报道，马勒玛出生于林波波省，有很强的政治根基，曾被祖马总统和玛蒂尔省长称赞为“南非未来的领袖”。马勒玛参与ASA股权受让一事被媒体曝光后，他被迫退出Nkgape矿业投资公司，后来频繁发表呼吁南非政府实行矿产资源国有化的言论。
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玛蒂尔省长证实，五家BEE公司已安排就绪，但不愿过多透露这几家公司的信息。“现在关键是钱从哪里来。经济转账(economic transaction)还需要一定时间。我们正在就此做讨论。” 玛蒂尔省长说。
张素伟也透露，矿业并非小本生意，股权投资常常涉及上10亿级的金额，BEE公司难以掏出这么多现金；这些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也会涉及一系列难题。而且，即便股权变更落实了，上述BEE公司的股东代表们将在ASA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未来磨合是否顺畅，还很难预见。
下一步机会
中钢已经走过了这段摸索期，积累了一定经验和人脉，开始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随着ASA扩产和BEE股权分配都告一段落，无论是冲在一线的张素伟，还是北京总部的集团决策者，都意识到，现在是给中钢南非制订下一个5年甚至20年战略规划的时候了。
最近几年，包括紫金矿业在内的一家家国内矿企来南非淘金，像19年前的中钢那样，它们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商业环境中摸着石头过河，有一个项目做一个项目，想的全是如何生存。张素伟认为，中钢已经走过了这段摸索期，积累了一定经验和人脉，开始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现在的任务，不是按部就班，而是站在新的台阶上，进行多元化开拓——在铬矿资源上，中钢在南非的占有量已接近获取能力的极限，但铀、锰、煤等资源，却有相当多的机会和市场空间。
中钢集团是中广核和中核集团外，惟一获国家能源局批准从事海外核电用铀矿开发的国企。此前，中钢集团曾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签署铀矿开发项目，参与开发南澳的Crocker Well铀矿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一处铀矿。南非的铀资源知名度虽不及邻国纳米比亚，但储量也位居全球第五。中钢和中广核、中国核电都在南非积极寻找机会。
煤炭也是张素伟十分看好的方向。南非煤炭品质好，煤层浅，很多地方开采成本不到20美元一吨，而市场价却在60美元，中间有很大的潜在利润空间。而且，张素伟考虑到，为解决电荒难题，南非各地政府正推动建设一批新电厂，预计会在2014年至2016年间投产。倘若现在掐准新电厂的位置，周边拿矿，五年后出矿，一定赚得盆满钵满。
无论要抓住哪个机遇，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问题。据中钢内部人士介绍，ASA早在五年前就考虑过在约翰内斯堡上市，意在一箭三雕——既在当地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又树立企业品牌，还通过管理层持股、股权激励的方式避免高管再度被挖。但2007年春节后，中钢集团开始启动整体上市计划，ASA只得服从整体一盘棋。
现在，要从集团筹钱也难上加难。中钢本身就是几十家分公司拼成的大摊子，加之最近五年国内外的收购整合，战线越拉越长，债务负担日益沉重，不少子公司还都嗷嗷待哺。
2008年10月至今年8月，媒体渐次曝光了中钢与山西民企山西中宇钢铁有限公司之间高达40亿元的财务黑洞。2009年末，中钢的资产负债率达到90.7%，国资委公开要求中钢加强公司财务管理，确保资金流安全，加快应收预付款的回收速度，控制带息负债规模，降低资产负债率。
站在保障能源安全的角度，国家近年来的确支持企业走出去拿资源，但与此同时，银行会在进行贷款审批时明确要求，拿到的资源应有相当比例拉回国内。这对于完全走市场化道路的ASA来说，不大切合实际。
2008年之前，ASA几乎没有一吨铬铁销往国内，而是出口至日本、美洲和欧洲市场，这是因为国外市场的价格平均比国内高13%至15%。导致国内铬铁价格低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力、生产成本低，可以直接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地进口铬矿，回国冶炼。
南非至中国的海运距离很远，无论是运矿还是运铁都不划算。金融危机之后，ASA开始保留20%产量给国内客户，这也是从企业长远利益考虑——一旦西方市场风吹草动，就可以重回国内市场。
在张素伟看来，除非是发生国内资源短缺或战乱，企业才有必要无条件牺牲商业利益维护国家利益。而在国际贸易秩序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企业首先要生存，要盈利。“只有生存才能发展。我们(中钢南非)资产再大5倍，就是世界铬铁行业老大，那时才谈得上话语权。五年前，你年产10万吨，中国随便一个小厂都比你多，谈什么支持国家？”张素伟反问。
张素伟时常会被着急和惋惜的情绪所困扰。一些早几年无人关注、被他视作收购对象的资源，现在成为热抢的对象。来自香港、澳大利亚和韩国的矿业公司，在收购方面越来越激进。
“如果我们再不去争，就没有了。”张素伟说。他觉得如果现在还像以前那样，执著于手头眼前的小项目，不仅对企业贡献意义不大，也会延误时机。对于中钢这个号称“不产一吨钢”、充满贸易色彩的公司来说，最佳的策略是“金融与实业相结合”，“背靠一些基金，通过资本运作尽快把架子搭起来，较大规模地进行收购，包装以后卖出”。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无论是中非发展基金、中投还是逐渐兴起的各类私募基金，都对在非洲的项目充满兴趣。
中非发展基金一位副总11月26日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在非洲进行矿业投资，进去越早的越主动，而企业能在非洲留下来，一要有战略，二要有经验，三要有感情，三者缺一不可。正是出于对中钢在非洲的认可，中非发展基金2007年成立后的第一批投资，就包括中钢在津巴布韦总投资1.35亿美元的铬矿项目。今年11月初，中投总经理高西庆访问南非，能源资源项目亦是考察重点之一。
据张素伟介绍，截至目前，中钢在ASA项目上的总投入大约3.5亿美元，而中钢非洲业务平均年利润8亿兰特(约合8亿元人民币)，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能达到10多亿元。
本文为作者参加南非金山大学新闻学院“中国-非洲记者培训考察项目”完成的调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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