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唐山
——一座城市和她的34年
唐山的记忆就在每个人的心底，逝去的生命也是，在那里，没有人会忘记，没有人会被忘记。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唐山 巨大的热气球缓缓落地，躲得远远的人呼啦围上来。“还有谁坐？赶快了啊。”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招揽着生意。三个年轻姑娘犹犹豫豫，钻到篮子里，被头顶吐着舌头的火苗吓得尖叫。
“100块钱坐一次啦，小孩50，坐吗？”价格有点贵，大多数人更愿意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圆，痴痴仰头看着，蓝色的火苗舔舐着夏天的空气，热烘烘的，谁也不觉得，只是望着那只热气球，离地面越来越远。眼神里，有一种对于高度的渴望。
不远处，还有人潮涌向这里。在这座唐山市最大最漂亮的公园里，夜晚总是迟迟不肯散去。几个人一辆车不知疲倦地围着南湖绕圈，坐在电瓶车上为一张票钱吵架，小孩子们扯起闪光的风筝，小贩与城管们玩捉迷藏。
人们似乎渐渐忘却，也或者是不忍提起，就在这座公园的西北角，掩埋着数以万计的大地震亡灵。
唐山的新生活，与故去的生命们，就是这样，突兀然而毫无距离地，并存着。
被震碎的
不为寻找故事而来，为寻找历史而来。却发现，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个个充满眼泪、鲜血、挣扎和呼救的故事组成。关于唐山大地震所有的记忆，也早已在不同的亲历者那里，以故事的形式，存活下来。
而作为沈阳军区解放军第201医院的战备医疗队一员，杜君属于第一批进入唐山的女军医。就在广场上，她和同事们建起第一个帐篷医院，两天吃一顿饭，站着都能睡着，自己动手砍树做夹板……
在唐山的半个月，恰好是震后生命存活的黄金期，杜君就曾目睹，开滦煤矿的矿工井下14天后的奇迹生还。
神奇的“小女孩儿王子兰”，被压在废墟下面。他的对象心急如焚，到处找她，“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走到哪里都喊她“子兰，你在哪儿”，肝肠寸断的。王子兰在废墟底下，正给自己的东风手表上弦。“就怕它停了”。她看不见那表，但听到滴滴答答，心里总觉得好点儿，以为过了四天，可被挖出来时，已经整整8天8夜。
大灾后的人们，有着超乎寻常的乐观与豁达。席棚商店起来了，剧场起来了，盲人鼓书艺人资希圣和女弟子司宛如，在大街上废墟边，唱着自己编的词儿，到处演出。
拾回来拼好
灾难带来的痛苦和孤独注定无法回避，但群体的取暖却是另一种抵御绝望的方式。唐山最有特色的是震后自救与临时大家庭的形成。在规模上大于家庭，在功能上却小于家庭，能一起做饭、吃、住，能彼此温暖就行。据统计，1367个样本中，与他人同吃同住在一个月内的占75.9%，在两个月内的占87.3%。
采访中，甚少有人提起爱情，但是，至今的唐山，每逢7·28烧纸，多数重组家庭仍保持这样的习惯，到了那一天，平时感情再好的夫妻，也总是各自出门，到不同的街头，各自祭奠，“每到6月份，就开始想念‘故人’，一直想到7月28日。”“故人”，是他们地震前的妻子或丈夫。
一个妻子的前夫经常打鱼，地震后因思念前夫，妻子便从此不吃鱼，不愿看到鱼。再婚后的丈夫十分理解，家里从来不买鱼，甚至不提起鱼字。
几乎难以想像，那些与你擦肩而过，提着菜篮子匆匆赶路的人们，是怎样在自己的心里，将震碎的心，一片一片拾回来，拼好。
艰难出发
毋须罗列关于唐山的任何一个数据。走过唐山百货大楼、逛逛三利购物中心、驱车到港口转转，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如今的唐山，可以一掷千金，决心拍一部大制作电影。
唐山在一片废墟上的重生像是一个传奇，她有太多的地方令人感到迷惑。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城市，不够摩登，甚至有点土气；她只有30岁，是一个崭新的城市，可是显得陈旧了；这是个迅速发展的城市，有朝气蓬勃的一面，但她的文化中又有浮躁和一点呆板的味道。
仅仅震后10年，最后一批简易房从唐山版图上消失，一栋栋楼房从废墟上拔地而起。震后34年经济发展令人侧目，从恢复到震前水平到“百亿市”再到“千亿市”，跃升速度惊人。2009年，唐山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亿，在河北省处于龙头地位。
然而，不少年轻人选择离开这里，去往更大更舒适的城市。“这里空气不好、没有值得留下的大公司，人们思想陈旧，不喜欢新事物。”毕业后随男友来唐山生活刚刚半年的小韩这样抱怨。
新生代唐山人拥有这块土地赐予的特殊的财富，但也由此背负着厄运遗留的苦涩辛酸。
何以纪念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一座抗震纪念碑和收费10元的抗震纪念馆，人们在唐山，找不到地震的影子。
纪念墙曾经修在南湖公园。但刻一个名字要交1000块钱，被斥为“借死难者敛财”。而如今的纪念墙公园，在经历收费、迁址等一系列风波后，终于由一出商业戏剧转化为政府公益行为。但大多数唐山人，还是愿意选择走上街头，烧把纸钱。
曾有对老夫妻，被问到将来如果有纪念墙，会不会把孩子的名字刻上去。他们说，孩子又没对国家做什么贡献。
然而，需要贡献才能刻上去吗？纪念，难道不是人的本能吗？
也有人选择完全的遗忘，在刚刚实行免费的地震纪念馆里，奶奶说起“当年我一个胳膊夹一个，把你叔你爸救出来。”这竟是老太太第一次在孩子面前说起地震：“我从来不说，我希望她(孙女)什么都不要记得。”
钱钢：面对灾难，让我们有所准备
一个健康的社会还应该有持续的关爱，大大小小，不同时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孙浩发自香港 一本名为《唐山大地震》的报告文学，在地震发生十年后才正式出炉。而对于作者钱钢来说，《唐山大地震》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故事。
1976年灾后两个月内的某一天，在那座毁于一旦的城池内，被抽调到灾区做防疫员的杂志编辑钱钢为上海医疗队做了一场内部报告，讲述护送数百孤儿他乡安身的经历，在场医护人员泣不成声。
钱钢第一次感受到，真实的讲述多么打动人心。
1986年3月，《解放军文艺》杂志几乎以整本的篇幅，刊出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并于下半年正式出版，首版刊印至少80万本，盗版难以计算。此后，熔岩逐渐冷却，直至2005年再版、2006年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以及2008年汶川地震重撼国人心灵，才重新进入取景框。
故事在香港还有一条脉络。内地版问世后，一封来自当时港英政府教育局的信寄到钱钢手上，询问可否将书中序言收录到正在筹备中的新中学课本中，让香港学生更加了解内地。钱钢兴奋又忐忑地答应了。自1988年至今，钱钢估算近七成香港中学使用这本教材。
2010年夏天，钱钢在香港书展期间接受本报专访，他说，“不能说悲剧可以被避免，但是悲剧可以被减轻”。
千万不要忘记唐山
《国际先驱导报》：为什么亲历唐山大地震10年后才有了这本书？
钱钢：1976年我在救灾过程中采访过很多人，做了很多记录，那是出于编辑的本能、文学青年的习惯。但无论从手头掌握资料的完整性、确凿性，还是我自己的观念，都距离后来《唐山大地震》十分遥远。随后10年，环境和人都改变了，局限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已经冲开了，作者个人的素质也改变了。
Q：书的内容选择回到灾难现场是出于什么考虑？
A：1984年，在唐山大地震10周年前两年，编辑部本来定题为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但边采访、边思考、边学习中，我决心要写一部约翰·赫西《广岛》那样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只写城市的“毁灭”？我坚信唐山大地震属于人类，我的作品应该可以为不同国家的人看懂，应该抓住人类的共性。我相信，如果我当年没有务实地回归现场，而走到一个宣传套路上去，今天也没有人看。
Q：多年来重回过唐山么？你认为，这场灾难对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A：我在唐山大地震10周年、30周年时回去过。对于这座城市的人们，真的是创巨痛深，绝对不能轻看。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说过希望大家都关注汶川，但心里还有一句潜台词：千万不要把唐山忘了。
健康社会要有持续的关爱
Q：对于灾难亲历者之外的人们，你认为唐山大地震的意义在于什么？
A：唐山大地震故去了24万人，16万重伤者中也有不少陆续离开，但还有几十万人继续留在这座城市中。活着的人比故去的还不容易。《唐山大地震》一书所记载的事实常常被人淡忘，不是到了有宣传用途的时候，人们想不起它来。自然而然的关心不够，忽冷忽热的关心是有的，比如忽然把他们搬到演播厅里。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的媒体在亲情关怀的部分做了大量很好的报告，让唐山的故事在那一年家喻户晓，这是有价值的。但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还应该有持续的关爱，大大小小，不同时刻。
Q：灾难过后时间一长，是不是“忘性”太大？
A：亲情关怀之外的反思是非常不够的。我相信，诸多层面的讨论绝对有意义。像30年前那种“备战备荒”年代广泛发动群众、政府“不计后果”拍板、简单意义上群测群防的预警模式，在今天已经难以复制。但我们需要对减灾投入更多新的思考。
忘性这词太轻了，太柔和了。总的说起来，过去三十年压倒一切就是挣钱，人们可以要钱不要命，要钱不要安全。有钱买棺材，没钱买药。我们这个社会的忧患意识大大下降。
Q：大地震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思考？
A：汶川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国际形势和人文环境非常不同。32年间，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有着根本转折，从不抓经济到抓经济。但汶川地震提醒人们的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中，人和自然的相处、人的自我保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等等一系列命题值得高度关注。千万不能醉生梦死，要钱不要命，该做的事情必须要做，世上没有近路可走。
Q：你认为年轻一代对灾难缺乏思想准备么？
A：21世纪以来，巨灾迭至。80后一代记者与70后记者相比，与地震的关系更密切。比如，2004年底印尼海啸、2006年纪念唐山地震三十周年、2008年汶川大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和智利大地震，把大量80后一代卷进去了，很多人是可以有所准备的。（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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