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场》到《撕裂》

　　光是最柔软又最坚硬的物质。柔软，是因为它白驹过隙，了无影踪。而坚硬，却是因为它一直就卡在你的灵魂里，无声而锋利。2009年的秋天，我就深深地陷在时光的这柔软与坚硬之中。我一方面感叹时光易逝，岁月已老；一方面却在时光的坚硬与恒久中，疼痛而清醒，思考且执着，迷惘并感叹。

　　这便是《撕裂》。

　　当然，《撕裂》是现在正式出版所使用的书名。在此之前，一直到正式付印，它的名字都叫《广场》。广场，巨大的时间与空间的集结，复杂的人与物的纠集，艰难的回忆与遗忘的开始与结束。我喜欢这个书名。应该说，触动我写作这样一本反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长篇的最初缘由，就是广场。广场如同一方印，打在我的青春岁月里。也打在许多人的青春岁月里。那里有苦，有乐，有痛，有笑，有泪水，有爱情……更多的是有叛逆，有觉醒，有前行，有伤痕。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或者更多的广场。

　　个体的生命，总是会在时光的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到群体的广场上来。这样，实体的广场往往只是一个象征。我们需求的，是精神的广场。是精神和灵魂层面上的聚散地，是自由与激情的通道。2009年的秋天，我就沉在这广场之中。我说不出它是实体的，还仅仅是心灵的。它存在，它承载了我对那一个时代的所有疼与悲欢。

　　而在此之前，我从2007年开始，就专门进行官场长篇小说的创作。官场小说的表象性，与我所倡导的原生态，事实上是对我个人生活积累的一次清洗。我一直称之为“外在的创作”。虽然其中也包含着很多我个人的理想主义情怀。但那在本质意义上，可能是一个文人对当下体制的一种亚反抗。然而这种写作，也促使我在写作之余，思考和更深入地沉静。如此，广场这样一种既有广大外延又有深刻内涵的意象，就不断地出现。最终，便是《撕裂》。

　　我知道，这是对往昔岁月的一次潜沉。也因此，我体味到了被烙醒记忆的苦楚。

　　□洪放

　　壹

　　故事从1986年的冬天开始。刚从师范毕业的李小平，和文学青年高玄、王五月、栗丽等酝酿创办一份诗刊《一切》。他们喝酒，谈诗，谈全国各地正在不断高涨的文学新思潮。而这些，都发生在青桐城的中心广场上。广场边就是古老的文庙，里面既有李小平的姐姐李大梅，也有早年丧妻的有才气的乌亦天。

　　一切围绕着广场和这些人物展开了。

　　诗刊所渲染的新思潮，激动了青春的心，却让文化宣传部门头疼。第二期即因为“宣传庸俗的人生观”被叫停。但是，它并没有真正停止，当高玄从北京回来，青桐城因为拆迁而发生了小混混刺死英雄县长的事件后，高玄出版了《一切》的特刊，用五万字的篇幅探讨了拆迁之后的民主……诗社的主要成员因此入狱。

　　与此同时，李大梅与乌亦天的“忘年爱情”，最终以乌亦天的妥协而彻底失败。李大梅从西山断岩跳下，受伤后回到了一直追求她的高浩月的怀抱。李小平的同学吴德强，却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还有青桐城名士樊清鹤，和他的后来刺死县长的儿子樊天成，胜利餐馆的老板唐东方，被美术老师强奸后与李小平一次次走向欢愉的鲁田，“用灵魂爱人，而用肉体享受”的栗丽……以及后来融入商品经济大潮的叶逢春、毛达平，那个见了李小平总是脸红的笑着的女孩唐羊……

　　广场见证了1986到1989。而时光总是漫漶其中。在这些广场人物中，我还特意写了另一个与广场有些“隔”的人物——李小平的母亲王月红。她是旧社会烟花女子的私生女，后来成了剧团演员，又嫁给老实的小学老师李长友。她看似平常的一辈子，却极为不平常。她一直在爱情与日常生活中抗争，在内心的期望与世俗的冷漠中纠缠。最终，她回到家，回到了她母亲绣了一辈子的挂毯前。她慢慢地绣着，慢慢地老去。她的最后的岁月是无言的，却预示着一切皆不可言说的悲悯。这是个我寄托着思想的人物，她成为整个小说内在的一根弦，她颤动着，却最终喑哑。

　　有评论家认为：《撕裂》是一部带有个人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诚然。但我更以为：这是一部那一个特定时代外省青年的集体自传。

　　贰

　　有些时光将被注定覆盖。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是一个刚刚苏醒过来的年代，也是一个最为活跃和激情的年代。回过头来想，我为自己能经过那样的一个年代而庆幸。沙漠在沉寂亿万年之后，突然迎来了甘霖。那是一个没有选择的年代，各种思潮，各种意见，各种声音，各种理念，都在蓬勃，都在葳蕤，都在探头，都在往上往外往四周努力地呼喊努力地生长。个体生命意识，和群体对这个社会与这个民族的担忧，一齐集中，而且从未有过的如此融入。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又都是社会的改革者与思想者。我们思考，我们痛苦，我们建议，我们抗争，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自由与思想欢呼。

　　广场，是那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载体。

　　在我的家乡，八十年代，诗歌从寂静之中抬起头来。写诗歌，办诗刊，讨论，争执，理解，与渴望，成了青春岁月的标签和内存。即使这是一个远离京城的外省小城，但是时代的风云，也早已影响到了这里。这里一样青春激荡，一样忧国忧民，一样充满着变革与民主的憧憬和呐喊。

　　而且，这也绝不是孤立的。八十年代，是全国思想空前大融合的时代。至少，国外思潮与国内思潮的融合，京城与外省的融合，个人与群体的融合，未来与当下的融合，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是基于此，《撕裂》中的背景才得以成立。

　　我愿意这本书，是对那个年代的微小的祭奠。

　　不仅仅那些人，那些我书中生活和奋斗着的那些生命，更重要的，是那些已经逝去的，和即将逝去的思想。

　　我愿意我的书打开那个年代的一角，通过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来回窥那个时代的纷纭与苍茫。

　　叁

　　近些年来，我依然生活在这座小城。悠久的文化，辉煌过，也窒息过。这座城市，同时光一道，正在进入失去信仰与道德失范的危机之中。我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但是，将灵魂中时时烙着的疼痛呈现出来，或许正是一个写作者和思想者的良知所在。

　　查建英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八十年代访谈录》。那是一本力图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全景式地思想扫描的一本书，然而，掩卷之余，我却觉出那本书的偏失与狭窄。一个洪波翻涌的年代，中国的思想，绝不仅仅是京城和几座大的城市，在外省，在乡村，在工厂，在每一个角落，那个时代的思想都普遍性地存在。那是一个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思考最为深入和活跃的年代。我有时甚至想，那竟然仿佛是一个思想者的黄金时代。因此，在对八十年代话语权的诠释和占有上，许多人就显示了难以弥补的漏失。外省人的声音，外省人的话语表达，被描绘成了“被影响”和“呼应”。而我正要畅明的就是：外省人在那样一个时代，同样是主体思想者，八十年代话语中，外省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当然，中心话语与外省话语呈现的姿态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与声音，它们的质地是一样的。都是金属，都是开放，都是沉重，都是义无反顾地前行与责任。

　　《撕裂》也许仅仅表现了这过于狭小的一个层面。仅仅是一座小城。但是，其中的诸多人物，他们组成了那一个时代的冲动、彷徨、茫然与坚定。

　　最初，我把它命名为《广场》。一是因为整个小说几乎都是围绕着广场进行，二当然也有一定的象征性的符号意义。在这广场上，诗歌在兴起，酒与爱情在滋长，同样，死亡和民主渐进过程中的困惑，也在争斗与绾结。

　　广场，绝不仅仅只是广场。

　　而撕裂，或许从精神层面上，从未来的回忆与表述角度，更具有了形而上的哲学意味。而这两者，都是我所企求的。

　　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