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初发生在蛇口的争论，表明了个人权利、私人财产权利和市场权利在中国的扩展
文/马立诚
1980年8月26日，深圳特区正式成立。美国《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
特区成立以来，全方位进行改革。特区人在观念上的更新，尤为令人瞩目。蛇口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得到邓 小平赞赏。蛇口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发生在1988年初的蛇口风波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淘金者”的辩论
1989年，袁庚曾经托人带话给我：要经得起风浪，保持镇定，有什么难处请来找我。
1988年1月13日晚上，蛇口青年与来自北京的三位青年教育专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关于“ 淘金者”的辩论。后来媒体把这场辩论称为蛇口风波。
专家在演讲中说，来深圳的有两种人，既有建设者，也有淘金者。什么是淘金者？有些人来深圳是为了赚钱，看上了 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地方，为了个人的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这个动机是不对的，特区不欢迎淘金 者。个人价值只有在群体价值中才能得到体现，应该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不然，个人价值就很难体现。所以，青年人应该带着 对国家的爱，为特区创业。青年人到深圳来，到蛇口来，到底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创业？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假如是为 了创业而来，那就是好样的。如果为了挣钱享受而来，那是很危险的。
但是青年人发言说，希望老师不要讲那么多空洞的词。创业和淘金，不那么容易分清楚。我们到深圳来为什么不能赚 钱？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而且也为深圳建设出了力。比如个体户开餐馆，为了谋生赚钱，但他也上交税金，方便群众 ，有什么不好？我们很赞成深圳报纸上说的话：蛇口的一切都是淘金者的血汗浇筑。
双方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位教育专家质问一位青年：“你认为你做的一切和你个人的价值是属于你自己的吗？ ”这位青年回答：“当然是这样！”专家问：“那你为什么工作？”青年回答：“第一为生存，第二为安全。首先是为生存我 得干活，我觉得中国有些东西挺虚伪的。干就是了，做完之后看效果。你非得分清楚他是不是为淘金干什么？”
这种争论是教育专家在各地演讲没遇到过的。恼羞成怒的专家对一位发言的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座谈会第二天，专家们就点名把蛇口青年的话写成内部材料，上报中央和有关单位，说蛇口青年在会上“突然发难”，有“明 显的错误言论”，“整个气氛是嘲弄的，甚至是敌对的。”
1月13日辩论之后，一些消息灵通的地方报纸如《羊城晚报》、《天津青年报》、《南京日报》报道了双方的争论 。
当时我正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工作。1988年6月，人民日报评论部派当时的实习生曾宪斌采访此事，并于8月6 日发表了他写的《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文中报道了当时蛇口领导人袁庚的话：“有两点可以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 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我们还是要提倡，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 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 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 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 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 治罪的事情。”
8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专栏，每天见报。报社主管评论部的副总编 辑范荣康，指定我负责编辑这个专栏，要我每天从来稿中编辑两篇观点相左的文章，下班之前送他发稿，第二天见报。从8月 8日到9月14日，这个专栏连续刊登一个多月，结果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很多大学天天广播这些讨论文章，各地一些报刊 看到人民日报这样做，也纷纷开始讨论蛇口风波。
后来，由于种种缘故，《人民日报》的专栏被迫停止。这之后，1989年3月，我在《文汇月刊》发表了4万字的 报告文学《蛇口风波始末》，并且编辑出版了《蛇口风波》一书，书中收入110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从1531篇来稿中选 出来的，也算是这场讨论的结果。
1989年下半年，当时的广播电视部部长等人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人民日报》的蛇口风波讨论，并且指责蛇口青 年。《人民日报》的处境十分困难，我自然也受到很大压力，袁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派人给我捎了那些话。
辩论蕴含的深刻历史要素
当时以及后来一段时期的舆论，对于辩论双方是这样评价的：一方思想陈腐、空洞说教，另一方求真务实、自主创新 。这个评价当然没错，可却没有看到这场辩论蕴含的深刻历史要素。那就是，蛇口青年在发言中，表达了个人权利的扩展，私 人财产权利的扩展和市场权利的扩展。
先看个人权利的扩展。
蛇口青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在青年教育专家面前据理力争，震动了全国。我还记得当时听到蛇口青年敢于与 教育专家争辩之后，北京一些人惊讶的神态。这是因为，在青年教育专家面前，潜规则是你只能服从，只能唯唯诺诺，不能反 驳。即使提问题，也不能提出实质性的不同意见。就像当年蛇口区团委副书记谢鸿所说：“三位老师的观念有些与蛇口人实在 想不到一块，没想到几位老师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这几位老师可能在内地总是听到掌声、欢呼声，不习惯这种讨论问题的方 式。”
儒家经典《礼记》说，登上一个小山坡之后，老一辈的人眼睛看哪个方向，年轻人的眼睛也必须看哪个方向，不能看 别处。老一辈问你话，你才能开口，否则不能说话。年轻人回答问话，必须简练，问什么答什么，不能擅自多说。在这样一种 礼的约束之下，年轻人怎么能发展自己的个人权利呢？青年教育专家作报告，要的是不是这样一种秩序呢？皇权专制社会是“ 人分九等”，每个人都有严格的尊卑划分，从根本上压抑了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发展的空间。前些年还流行“螺丝钉 说”、“砖块说”，也是与几千年的传统息息相关的。总之，个人无足轻重，国家和集体才是一切。在这种思维定势下，集体 规定个人，决定个人；个人受制于集体，从属于集体。这虽然维护了集体的权威，却忽视了个人权利。
这种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辅相承。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个人所需的一切都由集体承担和提供，所以强调个 人服从集体。但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这种片面的认识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了。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理念是自由竞争， 注重效率，崇尚个性。
再看私人财产权利的扩展。
青年教育专家把“淘金”当作“创业”的对立面提出来，加以否定。前文所述，蛇口青年反驳说，我们来蛇口，为什 么不能光明正大地谈挣钱呢？凡是正常的经济活动，都是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创造财富，活跃经济，这也是为推动社会发展起 到了作用。
这正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章“论引起劳动分工的原因”中所讲的道理：人们之所以能够吃上好的饭食，并 不是依靠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道德，而是因为这些手艺人自利的打算。原因在于，这些手艺人这样做，自己也从中得到了 好处。所以，人们不是向这些人祈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为私人利益的打算。
当然，青年教育专家的思维也受历史和体制的局限，对他们也要有一份理解。但是，专家的这些思想，在中外历史上 并不罕见。
在中世纪的欧洲，以神学为主的意识形态，是鄙视私有财产并且主张财产公享的。当时，以王权为主的政治权力肆意 侵犯私人财产权。随着欧洲私人财产的发展和城市的独立，反抗接踵而来。1215年英国大宪章，就是私人财产权正义性的 一次胜利。《大宪章》规定：国王在未获全国公意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征收新的税款。《大宪章》还限制政府勒索国民财产， 假如国王与政府胡来，那么，被推选出来的25位男爵可以联合人民占领国王的城堡，夺取国王的财产，直至国王改正为止。 《大宪章》第一次用宪法形式表述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也是英国议会诞生的法律依据。从这里不难发现，私人财产 权利体系的确立，是抵制政治权力扩张的屏障，是公民权利和民间力量得以发育的温床。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私人财产权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了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款。但在历史上，屡屡发生妖魔化私人财产权，不尊重私人财产权的状况。比如，强 制性的公私合营，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就存在很多剥夺私人财产的问题。“文革”更是把这一切发挥到了极致。
私人财产权利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础性要素。蛇口青年的发言表明，私人财产权利不是什么羞于见人 的事，必须理直气壮地捍卫。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推动下，中国才慢慢地走到了立法保护私人财产的今天。
再看市场权利的扩展。
市场的权利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指的是尊重自由竞争，尊重自由交易，政府应该少插手，让市场主体享受更多的自 由。如果用道德说教和政府权力压制市场自由，就是妨害市场权利，剥夺市场权利。
80年代，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市场。但当时的对外开放遇到陈旧观念很大的阻碍。深圳扩大开放， 大力引进外资，有一位地位很高的人指责说，深圳除了那面国旗是红的，其他都变了颜色，是白区。
蛇口风波中也有这样的辩论。当时，我们自己造汽车的技术还不行，所以街上跑了不少外国汽车。教育专家对此很看 不上眼。他们说，看到我们国土上跑着那么多外国车，很难受。开人大会的时候，人民大会堂前面的车只有一辆是上海牌小汽 车，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青年问道：你们气愤什么呢？
专家说：我们落后。
青年说，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全球贸易。有外国车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汽车制造业起点低。在开放的形势下，在 全球经济、贸易逐渐趋于一体的情况下，没有外国的东西倒是落后的表现。落后算什么？落后是次要的。日本二次大战之后衰 败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没几年就起来了？落后的关键是制度问题、体制问题。体制要有利于发展才行，离开了体制改革谈落 后就没有什么意义。
今天我们仍然存在着市场权利的扩展问题。张维迎说，如果为了普通劳工的利益，最好是允许企业自由竞争。北京保 姆几年前的工资只有800块钱，现在涨到2000块，有哪一个政府部门为她们说过话？没有，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吴敬琏也说，如果强势政府强势到主导经济资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是权贵资本主义了。很多地方， 主要的资源，比如土地资源、金融资源，是由政府控制的。这种形态，就不能说是市场经济。这是市场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博弈 。我们要重新界定政府职能，保护市场权利，一定要过这个关。
(作者为原《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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