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外界担忧，重庆是否详细测算过1000万人进城后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庞大需求，政府如何承担可能的巨额财政支出？
黄奇帆：农民进城，政府当然要花钱。据测算，一个农民工穿上城镇居民的“五件衣服”，总体成本需要六七万元，那么300多万人就是2000多亿元；农民把农村“三件衣服”脱掉(即补偿农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权)又要700多亿元。初步估算，农民进城后养老和医疗保障大概要花1000亿元，但是这两部分并不需要政府出钱，而是企业依法合规支付。
同样，医疗保险的差别也将拉平。企业无论从承担社会责任，还是增强凝聚力，都应该把员工的各项保障支出交足。
教育方面，假如200多万农民工进城，就可能新带来近100万个小孩读书。没有城市户口，小孩一年要付几千元择校费，我们会要求教育部门不收择校费，这是政府该提供的公共服务，由政府教育经费支出。
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既可以租房买房，也可以申请政府建造的公租房，人均十几平方米。
三年内，重庆要建设3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需要投入700亿元，但公租房租金可以支付融资利息，实现现金流平衡。
记者：不少农民既向往穿上城里的“五件衣服”，又不愿意放弃农村的“三件衣服”，因为他们认为城里生活成本偏高，就业前景不稳。如何破解这个问题？
黄奇帆：从全世界来看，城市化过程，都是农业用地增加的过程，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用地越来越少？
按照通常逻辑，农民人均有200平方米宅基地，比方说1亿农民进城，就可空出2万平方公里宅基地。而这1亿人进城，按每人100平方米建设用地计算，只需要1万平方公里的城市用地，省出的1万平方公里可以退耕，因此全国18亿亩耕地，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而现在是农民工常住在城里了，宅基地又不退出，等于两边都要用地，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当然越来越难。如果能从体制机制上解开城乡建设用地流转这个结，引导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退出农村宅基地，这个难题应该就解决了。
我们有三个原则：一是自愿申请，绝不强迫；二是城市“五件衣服”一步到位，只要农民进了城，获得了城市户口，通通享受城市居民待遇；三是农村“三件衣服”退出有三年左右的过渡期，而且一定是有偿退出。
农民的农村户口迁出了，但承包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先放三五年，不裸着身子出村，有个缓冲期是好事。他在城里过得愉快，就会彻底退出，万一不愉快，想回去也可以。
过渡期结束后要退出也不是剥夺性的，而是按市场价值退出，通过专业合作社来转动承包地，通过土地交易所来转动宅基地，实现农地流转和建设用地的城乡循环。初步测算，一户农民通过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可以一次性获得10多万元的收益。
如果农民通过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获得十几万收益，一家人在城里团聚，就可以避免出现过去青壮劳力去打工、老少妇孺守家园的分离景象，而使他们能共享天伦之乐。
这十几万退出收益可以拿出一部分，一次性给老人买养老等社会保障，住房问题可以先通过公租房解决。青壮年劳动力自己有工作，可以自己交养老、医疗，20年后退休了就有了保障。孩子不用交择校费，毕业后可以享受平等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据《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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