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口语化个性化 中国官员语言体系悄然改变

日渐口语化个性化中国官员语言体系悄然改变

　　编者按

　　今年的全国两会已经闭幕一段时间，但百姓从一些新鲜的“官话”中感受到的亲切余温犹存，其中不少“佳话”仍萦绕耳边。

　　中国的官话语言系统在悄悄改变，不少人将其归功于所谓新媒体的力量，但原因远不止于此：南京市长信箱的“乌龙”，山西145个纪委和组织部干部公开的手机无法接通，都说明技术毕竟还只是一种手段。言由心生，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技术后面具体的人。

　　赵启正

　　我很少在这种会议被别人难住过。花多少钱，我还真没有数据。

　　王岐山

　　现在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

　　杨洁篪

　　中国人做人也蛮难的，朋友希望我们施以援手，到底是做还是不做？不做有人说话，做了也有人要说话。

　　每年开两会花多少钱？如果要评选2011年中国两会记者提问之最，美国之音记者的这个问题无疑会得到拥趸的支持。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人赵启正，就这样被“难住”了。“我很少在这种会议被别人难住过。花多少钱，我还真没有数据。我想钱还是不少的，如何节约又足够满足会议需求的，我们有一位专门的秘书长管理。容我会后一两天内给你发一个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告诉你。”赵启正说。

　　五天后，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通过短信将数据告诉了提问的记者：去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是5900万元。

　　从赵启正漂亮地回答了“最难的”问题开始，今年全国两会，狭隘意义上的官话体系就已经在被逐渐刷新。

　　“官话”也可以很亲民

　　王岐山的发言无疑是其中的又一个范例。3月5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很不好意思，这件事我们很不好意思。”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王岐山连称“惭愧”，他回忆起年轻时曾吃不饱，“结果现在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好东西多了，吃起来却有点不放心”，“越白的面还越不踏实，亮晶晶的大米也不踏实。”王岐山的这段表态，引起网上热议。除了体现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和自责，副总理脱口而出的“不好意思”，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官员话语体系的转变。

　　口语化的表达，不仅相对更容易传播，也更能让受众产生亲近感。3月9日，商务部长陈德铭出席记者会，一开始，他就主动表示：“我想今年有新的形势，大家又有问题要考我，我力争能够回答得准一点儿、好一点儿。”谦虚的姿态，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

　　同样说“大实话”的，还有外交部长杨洁篪。在谈到中国购买欧洲国家国债遭遇国际担忧时，杨洁篪发出了“中国人做人难”的感叹。“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分析。中国人做人也蛮难的，朋友希望我们施以援手，到底是做还是不做？不做有人说话，做了也有人要说话。”

　　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让“官话”不再冰冷生硬，而是多了几分感性和亲民。

　　不回避敏感问题

　　对于跑两会的记者来说，两会既是勾画和寻找中国未来一年政经发展轨迹的舞台，也是就过去一年各地各部门发生的焦点事件，“抓”负责的一线大员进行考问的最佳机会。所以，官员如何应对记者的提问，是一走了之，还是敷衍塞责，抑或直面问题，都成为观察中国官话体系的又一风向标。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被问及“11·15”特大火灾事故的教训时公开表示，“最严重、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从严治党的力度不够，暴露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谈到宜黄拆迁事件时则坦承“教训很深刻”。苏荣同时谈到互联网的作用，他说，我们不去苛求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不去苛求每一个报道都真实，一切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苏荣的表态，令一位资深媒体人在微博上赞许苏荣“更务实”。

　　不仅地方，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本次两会上的说话水准和面对公众舆论时的态度，也都可圈可点。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前，新任工信部部长苗圩很快被记者们发现。他主动走到采访区，询问记者“有什么问题”。散会后，众多记者再次上前和苗圩打招呼，没想到的是，苗圩居然掏出一匝名片，给记者们一个个分发。《新京报》记者褚朝新感叹，“从业9年来，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发名片给记者的省部级官员。”

　　中国官话演变三阶段

　　当亲民的官话从两会上流传开来，很多人会自然地产生疑问：两会后，官员说话还会如此亲民吗？或者，除了部委和地方党政的一二把手外，其他下面的官员是否也能如此“亲民地发言”？

　　事实上，据记者观察，中国官话的演变体系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的“千人一话”，到后来的不敢说话或“说雷人话”，再到如今正在逐渐接近“个性化表达”，构成了中国官话发展的三部曲。

　　在媒体相对不甚发达的时期，中国多数地方官员的发言几乎都经过二次转述，不仅书面化，而且几乎是“千人一话”，官腔十足。相声段子《灭鼠》曾形象地展示了早期的官话形式。村子里的鼠灾已经泛滥，但“领导”仍不同意灭鼠，原因很简单，用什么方法灭鼠，领导还要“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曾被认为是最难捉摸的官话，与其同一时期且生命力类似的官话，还包括“无可奉告”“要向领导汇报”等敷衍之词。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体生态的改变，要么不说话，要么说“雷人话”，又几乎成了一些官场的另一道风景。

　　如今，随着网络问政的提速，政府施政新风的推进，一些政府官员和部门也在通过参与互联网改变说话的方式。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在微博上被称为“可爱厅长”，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则以“医生哥波子”身份与十几万粉丝谈医改。而各地众多以“平安XX”为ID的警方微博，更是不断尝试着以网络语言的方式与网民互动，微博办公。

　　中国官话的话语体系就在这一点一滴中不断刷新。

　　（国际先驱导报）

　　专访新闻当事人

　　赵启正：

　　“像备战高考一样准备”

　　3月11日下午，日本9级大地震发生后不到两小时，记者敲开了全国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赵启正的房门。

　　“日本刚发生了大地震。您作为政协发言人，有什么话要说？”得知记者的来意，赵启正没有丝毫不悦和推脱，相反还夸奖记者敏锐迅速、职业素养高，之后直奔主题做了一番表态。

　　除了对日本人民的同情、慰问、望尽早恢复生活等记者意料之中的内容，还有一句“点睛之笔”：他对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日本人民表现的勇气和力量有深刻印象，相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很快战胜眼前的困难。

　　这就是赵启正。面对中外媒体形形色色的提问，他从不拿“无可奉告”做挡箭牌，既能把握政策立场的尺度，又能用形象生动而不失个性的表达回答，常常让寻找新闻的记者眼前一亮。

　　记者：您在政协新闻发布会上应答如流，请问您怎么准备发布会？

　　赵启正：每年全国两会，政协都要率先开新闻发布会。这就像是积攒了一年水的大坝要开闸放水了，而我作为新闻发言人要“打头阵”率先面对媒体，处境很“危险”。

　　我面对这些提问，哪怕无关政协工作，也不能一问三不知，必须回答。这很像“三明治”或者“肉夹馍”，不仅要替问题归属的责任部门，比如中央或国务院某部委等回答，还要让受众理解和尽可能接受。2月以来，我和我的团队已经牺牲了好几个周末，这两天还忙到夜里一点半，像备战高考一样准备着发布会。

　　（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