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通安事件”善后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苏州
“通安事件”表明，人们对政府官员腐败深恶痛绝，每个利益相关者心里仿佛都放着一条条干柴，随时可能被点燃，历史账并不会一笔勾销。“强政府”在创造发达地区落后乡镇迅速崛起的经验之时，处理不当，也会埋下日后官民冲突的隐患。
“通安事件”刺痛了苏州。
从7月14日起一个多星期，苏州市虎丘区(高新区)通安镇爆发动迁户群体性事件，村民们向镇委镇政府领导索要“被克扣的”动迁补偿款遭拒，怒砸镇政府，挟持镇委书记王军，并走上马路，封堵312国道。集聚人数飙升过万，群众与防暴警察发生言语和肢体冲突，部分群众被打伤，4名起哄的安徽籍青年民工被抓。21日，虎丘区政府紧急宣布通安镇暂停动迁，镇党委书记王军和镇长孟晓瑜就地免职，安抚民心。
岂料，“通安事件”引发连锁效应，通安镇领导被撤职似乎“鼓励”了数个邻镇动迁户，21日当晚，一场大雨过后，浒墅关镇数千名村民聚集浒墅关镇政府门口，防暴警察紧急赶到现场，以人墙方式封锁和护卫镇政府。对峙期间，警民再次发生冲突，导致数人受伤。随后聚集群众被驱散。当晚，通安镇华金路至312国道路段再次聚集近万名群众，警方吸取前车之鉴，静观其变，过了晚上10点，聚集群众慢慢散去，平静收场。其间，东渚镇亦出现数千群众聚集的现象。
7月28日，苏州市委宣布，“报省委同意”，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王竹鸣就地免职。苏州市委问责“通安事件”动真格了。“通安事件”因征地补偿款引发，浅层原因是当地村民对征地拆迁过程滋生的腐败问题的痛恨，深层原因是“动迁与富民并进”诺言兑现迟缓，动迁户还在艰难探寻新的谋生路，干部们却早已先富起来，“好几套房，开好车”。如此这般，心理就不平衡了，民怨沸腾只待导火线。
本质上，“通安事件”呈现的是失地农民面临的生存危机。
反思“苏州快”
王竹鸣是在苏州高新区“二次创业”的转折点上任的。
苏州高新区是1992年获得国家批准的，2002年是十年大庆。此时，世界500强企业中的30家落户高新区，吸引外资总额达70亿美元，投资回报率高居全国53个高新区榜首。然而，首期开发的52平方公里的土地已基本用尽，下一步发展的空间在哪里？当年9月，苏州市把虎丘区与高新区合并，疗治高新区的“土地饥渴症”。“通安事件”爆发地通安镇原是苏州最落后的乡镇之一，区划调整后，12.5平方公里“通安产业园”被规划为高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所在地，“从此，这片神奇的土地融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开发建设的大潮，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已成为中外客商投资兴业的热土”。
为了整理出工业化用地，王竹鸣推行“工业向园区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农民向城区集中”政策，在通安镇建立大规模的动迁安置小区。“苏南模式”被概括为“三为主、两协调、一共同、一强力”，其中“一强力”，是指地方政府是强政府，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作用下推进工业化。苏州高新区“二次创业”其实就是强政府和大资本的结合，镇一级政府都体现出强有力的行政推动力。
“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妙处很明显。以浒墅关镇为例。从2002年到2009年7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倍，工业产值和工业销售产值都增长了8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4倍，地方一般财政收入增长了14倍多，新增注册资本增长了70倍，简直是一种“奇迹”。“浒墅关模式”被江苏省委党校两位研究者称为“发达地区落后乡镇迅速崛起的经验”。
“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中也可圈可点。苏州高新区拆迁农户全部住上新房，幼儿园、小学、商店、公交、市政公用等公共设施建设配套齐全。征地失地农民享受到社保、医保和养老保险及社会救济金。动迁户户均安置新房面积达180多平方米，使之有一套住房供出租，以增加农民收入。政府还对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农民，每年进行有组织的职业培训……可是，为什么动迁户还要闹，而且大闹特闹？关键是政府包办一切，动迁户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不管政府给予多少，给予多好，百姓总有指摘，总有不满。
“强政府”是一枚硬币，它体现给百姓的一面是“强官员”，在动拆迁过程中老百姓处处碰见“霸气霸道”的面孔，使得镇政府与动迁户之间埋下了许多矛盾，而镇领导的“强硬姿态”正是“通安事件”的直接导火索。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弱社会”——老百姓忍气吞声。但“弱社会”隐藏着种种不满情绪，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通安事件”中，正是“强官员”跳出来亲自吹破气球。
本可以避免的事件
参加“通安事件”的民众几乎都来自通安镇华通花园和阳山花园。华通花园目前已安置近9000户农民。他们是2008年之前动拆的，当初，同等面积的动拆补偿标准就比苏州工业园区(中国和新加坡合作项目)低许多，“这边拿40多万的话，在苏州工业园区可以拿100多万，同样在苏州，凭什么不一样？”虽然导致了连绵不断的上访户，但大多数动迁户选择了忍气吞声。
不料，2010年初开始，新一轮征地再次启动，这次拆迁同等面积补偿金额超过2008年以前的3倍以上，其中包括每户近40万元的土地宅基费。而2008年前并无此项补偿款——动迁户们于是指控该笔款项被镇、区政府工作人员克扣或侵吞。
动迁户们感觉被欺骗了。7月初，与通安镇相邻的浒墅关镇的一村民宅基地地块，以每平方米6473元，总计13.12亿元的高价拍出。拆迁补偿费与此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人们开始议论“政府假借开发之名倒卖土地”。与此同时，一则小道消息也被传得家喻户晓——通安镇副镇长、拆迁办主任张富平因儿媳未生育，令她与儿子离婚，开始说赔偿200万，最后给了80万，儿媳对数目不满，一离开张家就到有关部门举报。坊间传说，张富平贪了2.3亿元，媒体公开报道的表述是“巨额现金”。目前，张富平“已被有关部门控制”。
这就更让动迁户们相信，政府克扣了补偿款，他们开始一小批一小批到镇政府要求补发克扣款。一名动迁户介绍说，他们提出每人补发3万元的标准，政府官员则讨价为每户补发3万元，双方谈不拢，动迁户的情绪乃越吵越高，最终挟持镇委书记王军。被群众围住后，王军还嘴硬，当众表示，拆迁款问题是前一任领导留下的，不该找他负责。王军的前任王国良，因贪污已被革职治罪。
糟糕的是，王军和其他镇领导不是第一时间向上级政府报告，而是寻求“自救”，动员一些“社会分子”前来“救驾”，这些“社会分子”试图解救王军等镇领导脱围，但没有成功。这下子，动迁户们愤怒了，怒砸镇政府，事态随之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演变成上万人堵塞312国道和警民对恃。规模之大，苏州史上首见。一向温和的苏州人真让人目瞪口呆，大家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
《苏州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在炎炎夏日里，出现这样的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各界都不愿意看到的……试图采用过激行为解决问题，其结果往往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既不利于事件的最终解决，也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还给其他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随后，虎丘区问责“过激行为”，镇委书记王军和镇长孟晓瑜第一时间就地免职。与此同时，政府组成5个工作组，进驻华通花园社区和真山社区，“上门了解情况、征求意见”。虎丘区委区政府称，对群众反映的有关干部的问题，“确有问题的严肃查处”。
话音才落几天，虎丘区委书记王竹鸣的乌纱帽就被苏州市委摘掉。
一堂“政治教育课”
“通安事件”给苏州上了一堂“政治教育课”——矛盾凸现期，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江苏省委党校的学者分析说，这一理念的出发点是人民，“是人民的需要、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和人民的感受”。
“通安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抛出四大举措，即“暂停通安动迁”、“免去通安镇党政主要领导职务”、“广开言路听取群众意见”以及“每年提供1000个公益性岗位”。《苏州日报》发表报道称，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去面对。怎么面对呢？该报举了一例：为增加就业，以“服饰绣”为发展方向的通安，建起了“服饰绣创业孵化基地”，带动了1万人在这个产业链上实现就业。该报配发的评论员文章称，苏州经过多年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苏州经验”可圈可点，这是发展成果惠及百姓的最好体现。
7月28日，记者在华通花园读到一条横幅标语“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当前稳定压倒一切”，后半句体现了“通安事件”后，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急切心情。正如《苏州日报》评论员文章所言：“我们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努力维护发展环境……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稳定是和谐的基石。”通安镇已基本恢复平静，不过，通安镇政府还由众多警察把守着。入夜，街面上，好几辆警车来回巡逻，时刻注意着人们的动静。
动迁户要求的补偿款问题怎么解决，当地政府还没作出具体答复。被免职的镇委书记王军和镇长孟晓瑜，以及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王竹鸣是否存在渎职或贪腐行为，也还没进一步消息。
“通安事件”表明，人们对政府官员腐败深恶痛绝，每个利益相关者心里仿佛都放着一条条干柴，随时可能被点燃，历史账并不会一笔勾销。“通安事件”更警示，“动迁与富民并进”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兑现诺言。
地方政府设想中，苏州高新区的“通安产业园”南部形成以电子资讯产业为主的“日本工业村”，北部是汽车零部件及精密机械项目，西部以轻工业项目为主，重点引进“项目体量大、科技含量高、投资密度强、行业带动性好”的项目。
不难看出，这类设想，与这里的原住民几乎没有太多交集，农民们一辈子都很难进入这类高新科技企业工作。他们注定是被牺牲掉的一代。因此，失地农民的生计必须列入主政者的议事日程上，想方设法为他们谋取新生路，为动迁居民创造创业就业的致富平台。
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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