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0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驻英大使刘晓明题为《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署名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我近期刚从国内述职休假回到伦敦，一些英国朋友向我表示 “祝贺”，因为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让人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
首先，证明了中国所走道路的正确性。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民辛勤努力工作，实现了经济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中国理应为此感到自豪。现在，许多人在讨论“中国模式”。我认为什么模式并不重要，重要是中国已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我近40年外交生涯里，曾在四大洲常驻，访问过许多国家，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这一体会尤其深刻。
第二，中国的发展征程仍很漫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提出了著名的现代化发展“三步走”战略，规划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蓝图，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中国如期实现了前两步，正处在第三步。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2009年中国的人均经济总量约3700美元，在世界排在百位之后，离中等发达国家相距甚远，与日本相比更是仅占其1/10。
中国还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城乡、地区差别巨大。我曾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甘肃担任两年省长助理，那里地处大西北，自然条件恶劣，沙漠化对当地人民的生存构成了严峻挑战，经济发展困难很大。我当时经常深入农村考察，看到许多农村学校设备简陋，孩子们没有电脑，更从来没有上过互联网。很多孩子在完成国家义务阶段教育后，由于经济原因不得不中止学业。这样的状况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做决策时必须始终考虑到的基本国情。
第三，外界对中国的期待骤增。我看到，许多评论出于良好的愿望，希望中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发挥顶梁柱的角色，帮助世界解决一些难题。
事实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一直秉承自己的和平、独立、自主外交理念，以负责任的态度，发挥着独特的国际作用。
在经济方面，中国与各经济体密切协调，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进程。据世界银行预期，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今年将可能达到30%。
安全方面，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累计参与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上万人次维和人员。今年1月，8名中国维和人员在海地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向索马里海域派出了护航舰队，与多国舰队一道，共同维护国际水域的安全。
在地区热点问题方面，中国大力倡导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努力维护半岛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同时积极参与伊朗核问题六国磋商。
35年前，我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在赞比亚亲眼目睹了坦赞铁路建成通车。中国曾先后派出工程技术人员5.6万人次，历时10年，最终建成了这条长达1860公里贯穿东南部非洲的交通大动脉。几十年来，中国还向69个发展中国家派遣了援外医疗队，累计派出援外医疗人员约2.1万人次，诊治受援国民众约2.6亿人次。今年夏天，中国在自身遇到罕见洪涝和泥石流自然灾害、1 亿多人受灾的情况下，仍向遭受洪灾的邻国巴基斯坦提供了价值3.2亿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将继续努力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有些国家将自己的标准视为“普世标准”，如果中国不按他们的标准行事，则称中国为“不负责任”。此外，有些人要求中国不顾自己的国情，做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求处在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承担后工业化国家的减排责任。这不由让我想起了中国一个典故：“拔苗助长”。古时候有个农夫，看到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慢，心里焦急，干脆动手把禾苗一株株地往上拔高一节，结果田里的禾苗全部枯萎了。我认为谁也不愿做这样不幸的禾苗。
中国是一个重信守义的国家，传统文化中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和抱负，具有与国际社会共同繁荣的真诚愿望。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对外合作，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参与国际事务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将与日俱增，也必将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泰晤士报》创建于1785年，现隶属于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是英国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对世界舆论亦有较大影响。读者多为政界、工商金融界和知识界人士。该报1972年开设驻京分社，现有1名常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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