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沙元森
中秋节终于到了，在此之前很多人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节日的氛围，并盼着它快点到来，然后早点过去。在这个传统节日里，那种举杯邀月、把酒吟诗的雅兴似乎越来越遥远了，更多的人感受到的是人情来往之累。
商场里买礼物的人摩肩接踵，“不选对的，只选贵的”，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达情义。与此同时，满载礼品的车辆在各条马路上蠕动前行，即便是最新规划的城市交通系统也在重负荷之下尽显疲态。
与春节一样，中秋节也是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那时，人们祭月吟诗，祈愿与祝福都发自内心，节庆礼仪和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过节实在是人生的盛事和乐事。苏东坡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前一晚正是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之后才有了流传千古的佳作。
而现在，中国人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期，传统节日随之艰难蜕变。汽车进了寻常百姓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演绎成了不怕千辛万苦一定要回乡或者进城的滚滚车流。中秋节的礼物最初不过是取团圆之意的果饼，现如今越做越高档，海参、鲍鱼以至名贵中药材都成了做月饼的材料。礼物太轻了，自己觉得拿不出手，礼物太重了，自己又负担不起，这样的节日当然是越过越累。
拥堵的马路、流水的宴席，中秋节几乎让城市人过得精疲力竭。集体出行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都经受了严峻考验。这像一种城市病，更像一种社会病。不得不说，现在的礼物或多或少变了味道，礼物的贵贱与情义的轻重通常没有什么关系，只象征着需求的高低。因为权力主导一切，下级给上级送礼，表达的是求升迁或保平安;因为畸形的商业生态，对客户的宴请送礼往往是以节庆之名行贿赂之实;因为平时人情冷漠，节日的纵酒狂欢大多数是对职场压力的一种排解。很多时候，“节日综合征”并不是节日引发的痛，而是忙着过节的人在集体凸显社会的病态。
在传统佳节里思古怀幽，想象古人如何过节，并非要完全回归传统，而是希望我们能从传统中汲取有益因子，让疲惫的我们活得健康一些、轻松一些。节日过得是否痛快，说到底不完全是经济承受力的问题，而是生活方式和态度的问题。旁观韩国，那里人均GDP数倍于我们，同样有着中秋节之累，这对我们也是一个警示。曾经被媒体比喻为“按了快进键”的中国人，在拥堵的马路上放慢了节奏，此时是否可以想一想我们原本不用这样疲于奔命，为自己找点空闲，仰望阴晴圆缺，体会悲欢离合，生活或许变得更有质感。
寻找传统的中秋，不正是在寻找一种真实和健康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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