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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正在整理3·31大案中缴获的部分黑枪。湘西州公安局供图
这是一支黑枪，产自贵州松桃——中国第二大黑枪基地。
枪管用的是外地“淘来”的7.62毫米钢管，枪套、弹夹用油桶铁皮经过磨砂、焊接“手工”制成……“除了膛线造不出来，其余与真枪没有什么区别。”
都算下来，这支黑枪的成本不到200元。可一进黑市，它的价格顿时扶摇直上，造枪者卖给上线是1000元，此后每次倒手都会加价500元-600元，到买家手里已是4000元，质量好的长枪的价格能翻百余倍。黑枪暴利带来的“致富效应”，让许多人铤而走险……
2008年3月，一封举报信拉开了湖南湘西州“剿枪战役”的大幕。2009年4月，警方调查一年多后收网，震惊全国的“湖南湘西州3·31制贩枪支案”告破。警方抓获了湖南、贵州、广东、广西4省区558名涉案人员，缴获枪支201支。
学枪
贵州农民龙安银无师自通，购买黑枪回家研究10天后，造出生平第一把枪。
造枪难不难？
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的龙安银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不难。
1967年生人的龙安银是贵州铜仁市松桃县人。
松桃县是仅次于青海化隆县的中国第二大黑枪基地，地处黔、湘、渝三省市接合部，历史上属三不管地带。多山，地形险恶，交通不便。当地苗族老百姓从前以狩猎为生，当地历史上就有造火药枪的传统。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松桃县部分贫困村民便开始以造枪、贩枪牟利。据报道，1992年至1996年，松桃警方收缴各种非法枪支8772支，其中仿五四式481支，仿六四式492支，微冲6支，仿左轮12支，土炮18门。
负责侦办龙安银案的湘西州凤凰县阿拉镇派出所所长田世军说，龙安银家境贫寒，“穷得连老婆都娶不上”。
为了学习造枪，龙安银拜了个师傅。可师傅还没教会他，便进了监狱。
田世军说，2007年年底，龙安银回家过年时花1000多元买了一支黑枪。回到家里，他把枪拆卸下来，琢磨每一个零部件如何模仿制造。10天后，他经过反复试验，造出了第一把枪，卖了1200元。
“一般造枪者都是向别人学习如何造枪，但是龙安银完全是自己琢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能造出了一把枪，这让我们也很惊讶。”田世军说。
造枪
学习前辈，挖地三尺，在地窖内造枪。卖枪时到山里试枪，一枪洞穿碗口粗的树。
从湘西州驱车前往相邻的贵州松桃县大兴镇，有近20公里的曲折山路。进入松桃县境，随处可见在半山腰上的木屋。
龙安银家就在一座山的半山腰处，记者踩着泥水，爬了近两公里的山路才到达。
这是一座非常破旧的木制平房，房顶的遮雨布已满目疮痍。屋内分卧室和厨房，卧室很简陋，只有一张破旧的木头床和一张桌子，厨房许久未开火，堆满了物料。
民警说，获得“第一桶金”后，龙安银便扔下农活，每天寻思如何造枪。对于造枪者而言，获取枪支的零部件并不难，买不到就自己加工，困难的是选择造枪窝点。通常来说，造枪窝点有两个要求，第一要隐蔽，不易被人发现；第二要能销声匿迹，不能让外面的人听到造枪发出的噪声。据民警介绍，当地常见的造枪窝点有地窖、蓄水池和山洞。为了掩人耳目，造枪者往往一人造枪，不找帮手，而且窝点上方都有“掩护”。
与“前辈们”一样，龙安银选择了在地窖造枪，而且一挖就是4个，一个在厨房，三个在木屋后山坡上。民警说，在地窖里造枪，外界听不到声音。卖枪时，他们一般选择在偏僻的山里试枪，一枪洞穿碗口粗的树，远处有人听见也只是以为放了个鞭炮。
进入厨房，记者感觉到厨房的地面比卧室略高，颜色亦不同。民警说，为了不让人发现挖地窖，龙安银把挖出的土全部回填在厨房。地窖挖在厨房的角落，上方用木板和稻草覆盖。打开圆形的地窖盖子，可见整个地窖宽不足2米、高约1.5米，除去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小椅子，剩余空间仅容一人转身。
民警说，地窖挖完后，龙安银白天睡觉，晚上制造仿六四式手枪。废旧油桶皮重新焊接抛光，变成枪套、弹夹，打磨枪支用砂轮……
一支手枪最关键的部件是枪管。民警称，龙安银经人介绍，从外地买来7.62毫米口径的钢管充当枪管。由于枪管造不出膛线，龙安银的黑枪子弹无法高速旋转射向目标，但它的子弹射出后会翻着跟斗射向目标，杀伤力在近距离内并不弱于真枪。
2009年4月29日，警方捣毁了龙安银的窝点，查获长枪1支、仿六四式手枪子弹7发、半成品枪管24支、半成品弹夹4个，手枪模具、弹簧若干，缴获制枪工具28种767件。
贩枪
贩枪案“一号人物”是“孝子”，两年内贩枪20余支。警方顺藤摸瓜查出庞大的贩枪网络。
龙安银制造的黑枪，有一部分来到了杨必现的手中。
杨必现，1970年生人，身高1.6米。身形矮小的他，在3·31专案名单上有一个“响亮”的代号——“一号人物”。
“杨必现是个孝子。”专案组成员说，杨必现是个农民，因母亲病重花销大，杨必现便放下农活，去吉首看工地赚钱。2007年，一位老乡找到杨必现，说能从广东弄到短枪，让他去找买家，挣提成。“我只想帮朋友忙，没想要好处费。”后来，杨必现找到了买家，得到了第一笔好处费——100元。
“100元对我来说不少了。”杨必现说，找人买枪比工地挣钱快，于是他开始给人介绍“枪活儿”。随着“路数”越来越广，杨必现的“吃价”也越来越高。一次，他贩卖了两支来福枪，从中获利9000元。
杨必现说，在贩枪过程中，他与买家、卖家交流时用的都是黑话，短枪叫“猪脚短”，长枪叫“长的”，砍价时1万叫“1个”。因为买家和卖家都希望通过熟人来交易，所以他们并不认识，也不会见面。每次，杨必现先到卖家那里去看枪，再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试枪，然后和卖家完成交易，交易地点一般选在大山里或者隐蔽的隧道里。
尽管杨必现选择的交易地点都很隐蔽，但他还是被警方盯上了。
2008年3月31日，一封举报信寄给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局长周赛保，称杨必现等人贩卖枪支。当地警方随即成立专案组。
湘西州公安局副局长田儒平说，根据杨必现挖出的贩枪网络，和杨必现同一级的贩枪人员有10多人，每名贩枪者的下线又有10多人，枪支要经过5到6次转手才卖给真正的买家。
为了钓大鱼，警方决定暂不抓捕杨必现。对其秘密侦查的同时，专案组5次派民警赴广东、贵州等地，会同当地警方对疑犯实施侦控。
警方将各地信息汇总后发现，杨必现等人自2007年底以来多次从佛山等地购买制式猎枪返回湘西进行贩卖，从贵州铜仁、湘西花垣等地购买仿制手枪到广东和湘西贩卖，两年间杨必现贩枪20余支。
通过杨必现，警方侦查出一个庞大的制贩枪支网络，发现涉枪犯罪线索437条，制枪窝点4处，涉案人员涉及湖南、贵州、广东、广西4省(区)195人次。
2009年4月24日，公安部下达统一行动命令，湘西州将696名警力分为28个组，展开“迅雷”抓捕行动。
田儒平说，抓捕杨必现是首要任务。当日，杨必现因母亲过世回村料理后事。为确认其家庭具体地址，两民警戴上斗笠，假扮夫妻，冒雨以找寻丢失的耕牛为由进入该村进行侦查。
为了让杨必现尽孝，警方在其给母亲办完丧事后，以外地朋友的身份将杨从家中引出，实施抓捕。
此后，各地纷纷行动，该案的“一号人物”至“十号人物”在3天内悉数落网。截至2009年年底，3·31专案组抓获涉案人员558人，缴获枪支201支，捣毁制枪窝点11处。
买枪
湘西采矿业发展迅速催生黑枪泛滥，矿主买枪争夺地盘。一矿主花近百万买枪。
“持续扩大的买方市场，增多了枪支的需求，无形之中开启了枪支泛滥之门。”田儒平说。
湘西地处湖南西北部，与贵州、湖北、重庆交界，特别是与贵州松桃县接壤，成为枪支流入和中转的地区。“因为近年来湘西矿山发展，利益争夺激烈，一些矿主开始买枪护矿，争夺地盘。”田儒平称。
古丈县看守所审讯室里，32岁的董飞始终低着头，表情木然。
民警管董飞叫“枪王”。在本案的涉案人员中，从董飞处缴获的枪支最多，有30支。民警说，这30支枪都是质量最好的“正规枪”，包括一支“苏制AK-47”，“差不多可以武装一个排了。”
董飞是花垣县的一名矿老板，“年景好的时候，矿上一年能挣几千万。”热爱各种户外运动的董飞，有个特别的爱好——收藏枪。董飞说，为了买枪，这些年花了近百万元。董飞说，他从小喜欢打猎，并由此喜欢上了枪。1996年“禁枪令”颁布后，为了摸到枪，他曾报名当兵、考过警校，但均未如愿。随着财富的积累，董飞越来越想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枪。在一个名为“打猎论坛”的网站上，董飞买到了第一把短枪。
2008年，网上聊天时，董飞得知一位湖北朋友有一把AK-47，于是他便开车赶到湖北，花5万元买了下来。“买AK-47时，我已经有了很多枪。”董飞说，“我买枪没想过要干什么坏事，觉得不干坏事就不会出事。我把枪都藏在家里，偶尔找个没人的地方放两枪过过瘾，或者用来打猎。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办案民警说，除了董飞嗜枪外，不排除他为了解决矿上纷争买枪来震慑。
本报记者 邢世伟 湖南报道
利益链
黑枪“致富效应”让许多人铤而走险。警方称解决经济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枪患。
“贩枪者多数是冲着暴利去的。”参与侦办3·31大案的湘西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队长李博说。
李博介绍，以3·31大案为例，大多数枪支都是个人制造的土枪，以仿六四式的居多。了解原理后，制造土枪并不难，只要有电焊机、电钻、砂轮、钢锯、大小钢锉、铁皮、弹簧等工具就能开工，每支枪的成本在200元至400元之间，土枪的专业化程度越高，价格越贵。
以龙安银的“土枪”为例，成本不到200元，射出几发子弹后就会哑火。但就是这种劣质土枪，第一个枪贩买时1000元左右，此后每个枪贩倒手时都会加价500元-600元，等到黑枪卖到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终端市场上，价格至少是4000元，质量好的能超过万元。而长枪的利润更高，造价1000多元的一支猎枪最多能卖到4万元。因为买枪者多是用来震慑，真正开火的并不多，所以在贩枪的利益链中，二道贩子的利润是最大的。
李博坦陈，近几年，随着警方对枪支打击力度的加大，黑枪很难购买，这也无形中提高了黑枪的价格。
据介绍，3·31枪案涉及的区域主要是湖南湘西的吉首、花垣、凤凰三县市，贵州的松桃县。松桃、花垣、凤凰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制枪卖枪已成为当地部分农民的致富生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农忙种田农闲卖枪”的现象。
田世军说，龙安银务农收入每个月最多400元，如果盖一座砖房需要几万元。以务农的收入而言，盖砖房是很奢侈的。然而，他每半个月造一把枪，卖1200元到1500元，一个月造两把就相当于半年的收入。
公安部负责缉枪工作的一位官员对此深有感触。他举例说，中国最大的黑枪制造地是青海化隆县，黑市中“化隆枪”因杀伤力大、质量好很受“追捧”。那里同样亦是国家级贫困县。虽然化隆县扶贫办希望通过向每户提供3500元的专项扶贫资金，让农户牧养牛羊、盖蔬菜大棚或者外出开面馆脱贫，但效果并不理想。
“解决贩枪问题，归根到底要解决当地的经济问题。”这位官员说。
对话
“有人买枪，才会有人造枪贩枪”
公安部人士谈涉枪犯罪三大新特点：多为自制黑枪、从缅甸走私枪支增多、网络交易打击难度大
近日，公安部治安局枪械管理处副处长何力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内涉枪犯罪呈现三大新特点：绝大多数为私造枪支；中越边境走私得到遏制，近期中缅边境走私枪支数量大有超过中越边境的趋势；网络贩卖枪支逐渐增多，双方不见面就可以通过物流和支付宝进行交易，打击难度增大。
五类人群对枪支有需求
新京报：目前中国贩枪的实际情况如何？
何力：从总体来说，国内贩枪形势已呈现很大的下降趋势。举个例子，1996年以前，我国法律规定公民可以持有枪支，那时每年的涉枪案有4000多起，1996年颁布了“禁枪令”，除猎民、牧民外，其他公民不可以持有枪支，此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2000年后，基本每年只有100多起。
新京报：警方对贩枪的打击力度非常大，但仍屡禁不止，深层原因是什么？
何力：这说明枪支市场仍有很大需求，有人需要枪，才会有人去造枪贩枪。目前，我国枪支市场的需求人群主要有五部分。
一个是黑恶势力，哪个黑恶势力手中有枪，就会占上风。第二个是地下赌场的看场保镖，地下赌场是非法的，经营需要枪来威慑。第三个是藏区。藏区人民有打猎的习惯，身上有枪是他们的传统喜好。第四个是矿老板。矿区是比较复杂的，为了争好的矿坑口，枪对他们来说也很具有威慑力。第五个是贩毒团伙。
八成黑枪系自制和走私
新京报：现有的持枪犯罪案件中，所使用枪支的来源有哪些渠道？
何力：根据统计，持枪犯罪案件中，国内非法制枪和境外走私进来的枪支占到80%。另外，军工厂和合法配枪部门丢失、被盗的枪支也是一个渠道。
新京报：走私入境的枪支主要来源于哪些国家？
何力：以前很大一部分枪支是从广西的中越边境进来，这主要是由于越南常年战争，流入到民间的枪支很多。在中国警方与越南联手打击枪支走私后，2005年后从越南的走私枪案开始下降。近期我们发现，从缅甸入境的枪支开始增多，目前我们正在与缅方沟通联合打击。
新京报：境内非法制枪的区域主要位于哪些地区？
何力：主要还是青海的化隆和贵州的松桃。近年，青海和贵州两地打击制枪案件的力度非常大，但由于历史原因，枪患还不可能完全根除。
化隆和松桃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落后，当地人为了多赚钱不惜铤而走险，制枪牟取暴利。以青海省化隆县一名掌握制枪技术的“工匠”为例，制造一支枪只需要3天时间，成本约200元左右，卖到西宁价格到1000元至5000元，卖到沿海地区抬升到1万多元甚至几万元。
法律应界定“枪管”制造
新京报：目前流落到民间的枪支仍不在少数。这个数字，公安部有过预期吗？
何力：从1996年到现在，警方收缴的枪支已达500多万支。从枪支制造和收缴数量推测，现在可能仍有不少枪支流落在民间。
新京报：目前警方在枪支管理上的难点是什么？
何力：一个是需求上如何控制。现在的枪支制贩链条已经呈现出订单式加工的新特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需求呈现增长态势。第二个是在物流环节，我们发现很多枪支贩运都是走物流公司快递的渠道。不法分子把枪支伪装成各种形状的物品，物流公司在快递时不会开箱验货，造成枪支很快捷地流通。警方也不可能对每一个快递货物进行检查。第三个是在与枪管规格相同的产品的管理上。
我举个例子，短枪的其他零部件可以自制，但枪管一般都需要从外面购买，尤其是7.62毫米的枪管。7.62毫米、没有膛线的无缝钢管是不允许普通企业制造的，但有个别企业仍在制造，流入市场后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加工成枪管。这个规格的钢管在任何机械的部件都用不上，在查案中，我们发现个别企业专门制造它。由于这些管子没有膛线，按照法律规定不能认定为枪管。我们明知道它可能是用于造枪，但却无法查办。
新京报：这些难点如何解决？
何力：我想枪支管理还是需要法律予以更大的支持，比如说在物流环节以及7.62毫米管子的管理上能否进行一定的界定，我们也会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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