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火纠结
目前，中国有50多处煤田火区昼夜燃烧，燃烧面积达720平方公里，每年经济损失约40亿元
本刊记者/刘炎迅
神华集团工程师、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管海晏，今年已经75岁，一直以来，他都在研究中国地下煤火，并且出版了几部专著，是业界公认的权威。
“这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啊，以前关注的太少。现在你们来报道，我很开心。”一见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管海晏便这么说。
千年灾害
管海晏告诉记者，在中国北方，厚煤层多，气候干燥，北纬36度以北帕米尔高原到大兴安岭西坡的范围内煤田，都有自燃地火在烧。
“1994年那会儿，正在烧的就有56处火区，十几平方公里。”管海晏说，大部分燃烧的煤层，属于侏罗纪时代煤层，这个时代煤层特点是煤变质程度低，属于烟煤的初期，挥发粉可燃物质多，自燃的燃点也低，所以容易燃烧成大面积的地火。
民政部和教育部联合设立的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所，就设立在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办公大楼的6层，武建军副教授在过去的近10年里，一直从事地下煤火的研究。
“使得地下煤火难以控制的原因，除了自然原因，比如北方的气候干燥少雨等，以及地下煤火自身的燃烧规律之外，人为的因素更不能忽视。”武建军不断强调说。他告诉记者，最大的危害就是无序管理的小煤矿开掘。
最早记载的新疆地火，是《水经注》中，距今已有1700多年。而在宋朝那会儿，就有很多私开私挖的小煤窑，彼时政府基本不管，当地人四处开挖，往往在一处掘煤数月，突然巷道自燃，便不再过问，丢弃了再去别处开挖，如同游牧一般。而那些被遗弃的煤矿巷道，就成了绝好的通风管道，导致大量的煤火蔓延。
近年来，小煤窑的管理相对有所加强，但很多时候，小煤窑无论是技术还是意识都达不到国有大矿的标准，即便主动防范，仍然免不了出现煤火难以控制的局面。
管海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小煤窑的问题之外，在一些大矿的采空区，也会出现自燃，而燃烧后形成的烟雾，主要含有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在1米5左右的低空范围，这些粉尘和有害物质会影响人们的呼吸道系统，因为这个高度正是人呼吸的空气层范围。而再往上，到了中空，对流层，二氧化硫的危害就会显现，形成酸雨，危害很大。再往上到了高空，二氧化碳会影响大气层的健康。
管海晏认为，中国煤田自燃历史悠久，按其发火时间可分为史前火、唐清火和现代火。其中史前火发生在地质历史时期，现在早已熄灭，唐清火则发生于古代和近代。到了现代，随着中国煤炭工业的迅猛发展，煤火这一自然灾害也随之迅速发展，老火区逐年扩大，新火点不断产生。中国煤田火区每年向大气层排放各种有害气体约为105.69万吨，占有害气体排放总量的10%，导致区域环境质量恶化，加剧全球温室效应。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教授李京，同时也是国家减灾中心总工程师，长期研究地下煤火。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期煤炭价格很低，很多煤矿维持生计都难，再加上有些电厂拖着货款不给，使得那些煤矿没有足够的钱去控制矿井里的地火，这也是一个历史原因。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地下煤火的着火点在增多，火区面积在增大，投入还稍显不够。
早在1994年，国务院将中国北方煤田火区及其造成的环境问题列入了“中国21世纪议程”。
在全世界范围，中国、美国、印度等地都有煤火。近日，美国媒体将中国的地火列为“世界5大持续性灾难”之一。
而据美国《时代》杂志2010年7月25日报道，除了南极洲外，每个大洲下面都有数千处地下煤火在燃烧。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36处地下煤火中，包括了最声名狼藉的地下煤火——这处已经燃烧了48年的地火释放出有毒气体，令森特勒利亚镇居民患病，联邦政府被迫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采取强制措施迁移当地居民，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了“鬼镇”。
美国东乔治亚大学的煤田地质学家格仑·斯特拉切尔(Glenn Stracher)教授认为，将中国的地下煤火称为“全球性灾难”毫不夸张：中国每年地下煤火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美国全年机动车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和，占世界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强，是引起全球气候变暖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合力扑火
武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国内的灭火技术尚无重大突破。8年来，他的研究对象并非灭火技术本身，而是摸清地下煤火的规律，为灭火提供指导。今年5月，他刚刚去德国柏林参加了国际煤火研讨大会，各国专家交流得出一个结论：目前的煤火研究，中国和德国之间的研究合作已经处于世界较为领先的水平。
中德之间的合作，是两国政府的合作，而具体参与者，都是业界的领军人物，其中也有中国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遥感处处长李加洪。
李加洪和武建军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煤火控制比较好的地方，是中国的新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全国有58处火区，新疆就有38处，这还是不完全统计。而当时，神华集团统计了乌海境内的火区，就有18个。
内蒙古乌海地区的地下煤火，有着自己的特点：火区连着火区。不过，这些火区一般是独立燃烧的系统，因为彼此相邻很近，会有热传递效应，更容易加剧火势的蔓延，也更容易导致地面的裂缝，从而使得更多的氧气从裂缝中进入燃烧的煤层，助燃。如此反复，恶性循环。
火区每年都在控制，每年有增有减，不断变化。因此，具体的统计非常困难，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确定这些数据，又是灭火的基本前提。
在内蒙古、新疆、宁夏这些多煤的北方省区，有很多类似神华集团这样的国有大矿，他们在往地下开挖时，无论是事中还是事后，都是努力去做好防火灭火措施，这几乎是煤矿安全生产的一项必须完成的项目。一些不再挖掘的巷道，会立即封闭起来，断绝氧气进入。
山西的地下也有地煤火，但相对不那么引起关注。南方也有多煤的地区，但因为气候湿润，地火就相对少了很多。类似的还有东北地区，也是因为气温和湿度的原因，避免了很多地火的产生。当然，管理较好也是原因之一。
2000年开始，中国和德国开始合作，寻找控制和扑灭地火的方法。此前，中国已经和荷兰做了长期的合作研究。武建军正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参与中德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合作。
武建军说，很多地方的煤火，藏在很深的地方，地表又是荒无人烟的戈壁，只能借助遥感技术。要想精确勘测地下火势和地质构造，则需要地磁技术等复杂手段，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2003年到2006年，中德之间的合作第一期正式签订。武建军说，国际上关于煤火的研究，都有强烈的渴望，但又都是小心翼翼，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煤炭资源的分布等机密。另外，地火燃烧产生的碳排放数据，也因为环保领域的各方势力的牵制，显得很敏感和保守。但这两年，这个局面在改变，各方都变得更加务实，达成的共识是：灭火是第一位。
最初确定的研究范围有三个，分别是内蒙古的古拉本地区，宁夏的汝骐沟地区，以及内蒙古的乌海地区。
武建军坦言，原来中国的矿产归属不明确，有些属于地方，有些属于国家直管的国有矿业公司。“地面上的矿区是有行政区划的，但地下的大火，一旦燃烧蔓延起来，可不会管这些行政区划。这样的局面并不利于灭火的控制，彼此之间的协调考验各方主事者。特别是资金的筹集，有些地方未必承担得起。”
但在国家的重视下，这个局面近年来得到好转。乌达地区3个火区有望今年扑灭，正是国家牵头、各方合力完成。
武建军说，早在5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很重视地下煤火的燃烧问题。在他的倡导下，1958年成立了新疆煤田灭火工程处，国家也持续投入，开展火区普查。到1999年，规划了8个重点火区，27个一般火区。当时的计划是到2020年前全部扑灭地下煤火，后来又做了微调，改为2015年。
武建军提供的最新的数据显示，经过十多年的勘测研究，学者指出中国煤层自燃主要分布于北纬35°～45°之间的北方地区。现已查明的煤田火区共56个，分别分布于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等7个省、自治区，燃烧面积共达720平方公里，其中新疆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煤田自燃灾害最严重的地区。
截至2008年，全国已有3个重点火区和11个一般火区被扑灭。
“但煤火也有可能产生新的火区，也有一些会复燃，很讨厌。”武建军说。
去年11月1日，燃烧了百余年的新疆硫磺沟煤田火灾宣告扑灭，此举每年可为国家减少176万吨煤炭资源的损失。但目前，中国仍有50多处煤田火区昼夜燃烧，每年大概吞噬3000万吨煤炭资源，破坏煤炭资源2亿吨；每年经济损失约40亿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100万吨有毒气体。
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李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边煤层在烧，附近的煤层即便没有直接燃烧，也会受到影响，品质发生变化，无法开采使用。而大火也会使得附近地质构造变形，不利于地质开采。这样一来，受损的资源就超过燃烧本身的十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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