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半百的朱天文，神情和姿态却一如当年那个书香门第家教良好的写文章的女孩子。出场时恬静温柔，粉丝们戏称她是永远的“老少女”。8月盛夏，她出现在上海书展的活动会场上。再一次向粉丝讲述，她清冷文字背后的热爱和眷恋。
文_ 实习记者 郑文
永远的天文小姐
今年盛夏，朱天文在上海的第一次亮相，是在芷江梦工厂四楼的小场地里。黑色主调的狭小空间里，黑压压塞满了人。直到朱天文现身，人群轰然中分。当晚活动主持人读书敏求在日记中描述：“天文小姐准时出现，拥挤的人群瞬时闪出一条走道，那时我恍惚觉得好似观世音现世，海涛自然分道。”
而在朱天文眼中，比起在台湾的待遇，这样的场面实在是奇怪而陌生，就像迎接一位摇滚巨星的聚会。
主办方上海译文出版社原本邀请孙甘露与朱天文进行对谈，定题为“电影·文学·城市”，却因为朱天文一句略带紧张而柔糯的“我不知道要讲什么”，直接进入读者提问环节。
每当有人拿到话筒发问，朱天文便迅速站起身来回应。灰白间隔条纹高跟鞋，及膝黑色褶裙上套一件白领黑衫，前额刘海保持着多年前的样式，发尾蓬而卷，斜斜搭在右肩上—50几岁了，仍是大家心目中的天文小姐。尽管很多问题已在不同场合答过多遍，她仍不厌其烦地解释。一边向台下的老读者致歉，一边俏皮地歪歪头望向提问者：“这样子回答可以吗？”
第二次亮相，是在人头攒动、喧哗热闹的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朱天文像个首次登台发言的中学女生，局促地握着话筒，眼神不时飞到天花板上去，间或又抬起右手搭在耳边，仍然穿一身素净黑衣。这一次，梁文道口中如庙会一般的上海书展，“没有办法谈文学”。
她只好盯着作为“读者代表”的毛尖，好使演讲顺利进行下去。毛尖就像她屡次讲述的故事中，那面柏修斯斩首美杜莎时借力的反光盾牌，令朱天文得以低眉，躲开台下黑压压粉丝热恋般焦灼急切的目光。
她又自比为赛道上绕圈的溜冰选手，只有盯着场下的某一双眼睛，哪怕只有这一双眼睛，才能坚持到比赛胜利。但—台下众多读者粉丝，套用朱天文的语气—竟然是洪水猛兽，是令人如此生畏的美杜莎吗？
演讲结束后，等待签名的队伍蜿蜒向上，延伸到展览中心二楼过道。此前一晚在同乐坊，朱天文也足足签了两个小时。主持人读书敏求后来在日记里写道：“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文雅安静的读者队伍。所有人没有焦躁气急。因为我们在意这位艺术家，所以不容自己失礼。”
古典浪漫主义
20年前，朱天文首次来上海，为电影《戏梦人生》看景，在上海待了5天，又去北京待了5天。20年后，她坐在出租车上看着熟悉的路名——它们也许曾频繁出现于张爱玲的著作中，却没有时间下车走走、看看。陆灏、小宝等人请她吃了顿饭，据说那家馆子的特色是不放味精。说到这里，朱天文的眼睛亮晶晶的。袁琼琼曾形容朱天文“童女似的澄净的脸，看人时那种眼睁睁的、直截的看法”，顿时就在记者眼前了。
大学毕业时，朱天文在自传性散文《牧羊桥，再见》中写道：“我但愿永远在白衣黑裙的时代，为她的一颦一笑惊心动魄，日子是痛楚而又喜悦的，人仿佛整个饱满透明了，牵动一下，就要碎得满地。”
那时的朱天文，正与妹妹朱天心等一干朋友，操持《三三集刊》。在与今年同样的炎夏里，这群有着“年轻而明亮的糊涂”的青年人，打散到几所校园里摆摊卖书，成绩惨淡。“本来卖书一事算得几何，若真的当它是件严肃的工作，也未免气魄小了，好在我们做来都把它超越了事务性，只见人气人意的悠游，便可保证三三的事业的确越做越大的，我看了着实心底喜欢。”
四年后，老师胡兰成逝世，《三三集刊》停办。已被“点睛”的朱氏姐妹，开始“依据个人的兴趣去画自己的龙”，“各自去跑自己的野马”。
在被妹夫唐诺称为“业余”的写作生涯里，朱天文创造了3本短篇小说集《传说》、《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3本散文集《淡江记》、《黄金盟誓之书》、《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以及1本十万言长篇《荒人手记》。
8月16日，梁文道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里为观众朗读《荒人手记》。才从上海与朱天文道别，两人约定台北再见。“你会发现她有一种很浪漫的、几乎可以说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温情脉脉的一种儿女情长的东西在里面，变成一种古典的浪漫主义，非常奇怪。”梁文道介绍说。
三十多年时光渐渐将白衣黑裙的浪漫少女铸造为“巫”，处在非社会化的左边，尝试跟右边的主流对话。“巫”从不使用电脑，自诩为“山顶洞人”。近年来，她保持每天八九点钟起床，冲杯咖啡，喂了猫，便早早地坐到书桌前，进行写作或者阅读。这样的作坊式写作，是朱天文50岁以后才培养的写作纪律。因一写七年的《巫言》迟迟收不了尾，第八年才下定决心训练出来。
写作才是安身立命之道
曾经“业余”的朱天文，不仅办过杂志，办过书坊，更是侯孝贤导演的“御用编剧”。从1983年《小毕的故事》开始，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朱天文平均每年为侯孝贤贡献一部电影剧本。
《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这一串璀璨的台湾新电影代表作，剧本无不是出自朱天文的手笔。而要追溯她作为一名编剧的角色，朱天文轻描淡写道：“我所能贡献的，不是作为一个编剧，我是作为一个他的敌手，跟他练习打球的吧。”
因与侯孝贤同在一个频率，朱天文与侯导维持了多年的合作与友谊。朱天文也常常丢书给侯导看，《海上花》一片便是受此激发。即便剧本曾被侯导改得面目全非，朱天文也不介意。编剧之于她，不过是谋生手段，用来养活自己写小说。写作才是她安身立命之道。
“你每天到书桌前，蹭一点蹭一点，没蹭出什么来，但人基本在打坐状态。写小说是不跟人沟通的，起码我是。你就是(处在)一个发现、摸索跟开发的状态。有一点点成绩，打坐打到了吧，就够你一天的时间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看报纸都在骂人嘛，哪里啊太离谱了，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子？但你一天的份做够，可以支撑你去在这种乱糟糟的，在这些大风大浪里有一个定风珠。很安定，你安身立命的就是这个书桌。”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罗颖杰，也是朱天文粉丝中的一员，在活动过程中，足足陪同朱天文两天，却眼见得她持续忙碌着，连找她签名都不好意思。“朱天文说，阅读让人轻盈，点中了现当下很多压力巨大的年轻人的死穴。因为朱天文能通过写作过非常简单的生活。”
8月13日傍晚，同乐坊活动开场前，朱天文与上海译文一行人在附近吃晚饭。因空调冷气不足，人人吃得汗流浃背。“倒是天文小姐最安然，不疾不徐，气格啊。”主持人读书敏求感慨道。工作人员打算点一些鲜榨果汁，朱天文却执意要将路上带着的瓶装饮料喝完，说不要浪费。
8月16日中午，上海媒体的专访终于结束。朱天文灌下小半瓶矿泉水，回房换了一身“短打”。烈日之下，她半小时后便要赶往机场。在北京，《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经济观察报》、《环球时报》等媒体记者正排队等待专访。
对话朱天文：现实就像美杜莎的头
每个创作者都像一个核子炉
南都周刊：平时的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朱天文：早上八九点我就起来，冲了咖啡喂了猫，早早地到我的书桌前面。开始写长篇，每天只能写一点，最少500字吧，靠着每天垒一点的工夫推进。进入最好状态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约会。如果不写作就会读比较难的书，读书引发你好多，一定要做笔记。从早上写到过午一两点，差不多今天的份做到了。整个下午可以看看杂书，到晚上看看电视节目、喂猫，都心平气和的。或者出去逛逛啊，一出去就觉得什么东西都容易进来。其实最大的回馈不在外面，就在每天这500字。
南都周刊：写不出的时候怎么办呢？
朱天文：写不出也坐在那里，一天里你觉得有那个状态的话，就OK，然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去处理杂事。可是如果没有那个状态，会变得脾气非常暴躁。我朋友说，其实每个创作者都很像一个核子炉，辐射很强。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家人其实很倒霉，你老被辐射给灼伤，脾气全部发在你的家人身上。那天即便没写东西，可是你在那个状态里头，就像打坐，仍然处在一个不断开发、摸索、发现的状态。记忆也是一种非常养人的东西，就像孟子养浩然之气一样，人也要靠好的东西生存。做一点好的事情，集得多了，气就足，就理直气壮。
南都周刊：王安忆说她每天坐在桌前挑选细节，舞鹤则读出你的“物的情迷”，其中有没有关联，你怎么挑选细节？
朱天文：对于细节，我不是挑选，而是发现，物的发现。比方说打扫屋子，有些人就擦一个桌子，但你都看到了，不能不去管它。每次家里最后的收拾，都是我，大概也就是图像式的观看，哪个东西在哪里，你把它放回去。这其实让你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万一做一个上班族，做一个正常人，我觉得我会很慢，会变得很失败。可是把这个变成写作的时候，细节都图像式地记住了，所以写东西无非是我看见，我记得，我写下。
有时，你会为了某种情境之下的一句话开始。你对某种图像的印象很深，它就会变成写作的酵母，以后由你自己去发酵成很大的一件东西。它可能是某个人，某个气味，某个天气的感觉，让你感觉好像十七岁时候的风和阳光，好飘渺，兜一个圈你也抓不住它。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